2010-7-29 18:02:38
我的生命谁做主--来自监狱的血书
这是近期从重庆监狱传出的樊奇杭的书信，是给最高法院领导的。不知最高法院领导能否最终看到。这封书信未必是血写的，但字里行间却弥漫浓浓的血腥气味，篇 里章内遍布着血迹斑斑。樊奇杭，这个近年来与重庆打黑相伴而行的名 字，也许不久就要从中国户籍中永远消失，而这封血书将载入书册，作为证据，佐证着中国一段特定的历史......
Thursday, February 9, 2012
Wednesday, February 8, 2012
《外交政策》2012年需 要关注的五名中国异议人士zt
《外交政策》2012年需 要关注的五名中国异议人士
核心提示：五位著名的中国活动家——艾未未、倪玉兰、刘晓波、余杰、陈光诚——他们扩大了异议的边 界，接着中国政府又收紧了这一边界。
原文：Dissidents to Watch in 2012
作者：ISAAC STONE FISH
发表：2012年2月3日
本文由“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姓名：艾未未
职业：艺术家，推客（译注：自创词），职业鼓动 者
罪与罚：官方指控他“逃税”，说他妻子注册的一家公司拖 欠240万美元的税款，并与2011年4月份让他消失了近3个月时间。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官方不喜欢他为四川地震受害者呼吁的行动以及他在外媒 面前对中国的批评，还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挑衅性地竖 起的中指。
在一个采 访中，他解释他如何应对囚禁：
反 应：艾未未在国内外都算是一个名人。在11月份，中国政府又一次因为艾未未的逃税案被气急，艾未未在这个案子中变换了新的花样，采取了一种更吸引 眼球的方式：他让网民有机会得以成为他的债主。最终上万人向艾未未伸出了援手。就在最近，已经在推特上有了超过12万的粉丝的艾未未放话说，如果推特官方审 查推文，他将停 止更新推特。
姓名：倪玉兰
职业：律师
罪与罚：倪玉兰支持那些因为在北 京奥运会预备阶段而被强拆的普通人。讽刺的是，她的房子也被夷为了平地，使得她和他的丈夫无家可归。在狱中不断的酷刑施加到她身上。倪玉兰在2011年被 审判，当局指控他欺诈，捏造实施以窃取财产，在一家宾馆制造了混乱（http://en.wikipedia.org/wiki/Ni_Yulan）。 倪玉兰因另一项罪名“煽动骚乱”已被判刑。
反应：荷兰政府于元月31日周二授予尚在狱中的倪玉兰郁金香人权捍卫奖及10 万欧元奖金。就在同一天，警方阻止倪玉兰的女儿到荷兰领取奖金。评审团主席说“经济利益绝不会让我们闭嘴不讨论人权。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郁金香人权捍卫奖 的得主，这比出口郁金香到中国更重要。”
姓名：刘晓波
职业：文学评论员，教授 （译注：维基上是政治评论家）
罪与罚：刘晓波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12月的对他的判决文中说“被告刘 晓波，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发表诸如《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和《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文章。他也是《零八宪章》的主笔，该文是一篇呼吁中国给予（民间）更多权 利的宣言。
这份判词中还提到了刘晓波文章中“谣言和诽谤”的细节，比如：“自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权利，几代中共独裁者更多关心的是他们的 权力而罔顾百姓生活。”他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目前已经服刑2年。
反应：中国官方在2009年的圣诞节偷偷摸摸的对刘 晓波进行宣判，主要考虑的就是当时很多外交官和驻京记者已经离开了北京，尽管如此，刘晓波的被捕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 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才真正的给中国政权带来了公共关系上的灾难，以至于他们称这一决定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一些评论员对比了中国和1936年 的纳粹德国的反应，当时德国称授予德国异议分子卡尔・ 冯・ 奥西茨基“十分荒谬”。
姓名：余杰
职业：作家
罪与罚：没 有指控，他惹怒官方只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以及他的一本名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在书中他批评中国总理不诚实。今年元月份，在他刚离开中国不久，他就在华 盛顿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他被从家中带走，塞进一个轿车，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后被扒光，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现在，外国人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 奖，以此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算是报仇。”余杰说国安人员这么告诉他。
反应：余杰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描述 警方怎么告诉他的话，“这个国家反对共产党的又有影响知识分子不超过200个。如果中央政府认为他们的统治面临危机，，他们就可以一夜之间把这些人抓起来 活埋。”
更多的擅长讽刺的互联网活动人士抓住这件事并使“活埋”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词。以为网络写手深圳把这个词语放到他的新春祝福里： “新年快乐——祝你进入活埋名单！”
余杰现在正在写另外一部富有争议的书，这一次他的书名是《冷血暴君胡锦涛》，不过这次他是在人身安全 得到保障的美国。
姓名：陈光诚
职业：律师
罪与罚：陈光诚，一个盲人，以为自 学成才的活动家，他为那些已经即将临产但因独生子政策而被强制堕胎的农民辩护。在2006年他被控“破坏公共财产以及阻止暴徒扰乱交通”并最终被判刑四年 零六个月。刑满出狱后，官方强行把他软禁在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便衣警察包围了整个村子，阻断他和外界的交流。
反应：陈 光诚所在的村子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人权圣地和冒险旅游的目的地。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在去年12月于中国宣传影片期间曾试图拜访陈光诚，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保安人员的一顿殴打。作家慕容雪村这么描述他曾经的一次拜访：
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一卡车受陈光诚事迹鼓舞的残疾人（有男有女），也试图拜访陈 光诚所在的村子。尽管警卫没有打这些残疾人，但是他们的确试图偷走他们的牛奶。
原文：Dissidents to Watch in 2012
作者：ISAAC STONE FISH
发表：2012年2月3日
本文由“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姓名：艾未未
职业：艺术家，推客（译注：自创词），职业鼓动 者
罪与罚：官方指控他“逃税”，说他妻子注册的一家公司拖 欠240万美元的税款，并与2011年4月份让他消失了近3个月时间。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官方不喜欢他为四川地震受害者呼吁的行动以及他在外媒 面前对中国的批评，还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挑衅性地竖 起的中指。
在一个采 访中，他解释他如何应对囚禁：
“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和外界保持联系才能活着。当你接触不到外界时，你实 际上已经死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考验——我想这比任何身体上的惩罚还要严重。”
极度渴望交流。艾未未刚开始去刺激守卫希望他们能给个回应。但是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我，没有任何表情。他们都很年轻，穿戴整齐，却面无表情，好像你根 本不存在一样，”他这么说。无事可干，艾未未就在他的牢笼里前前后后的踱步，在被囚禁的81天里，他大概走了600英里（近1000公里），体重下降了 30磅（大约14公斤）。“我只想要个要个字典，哪怕是最简单的也行，”他说，然后说在那里“度日如年”，“我真希望有人能打我一顿。至少这也算一种交 流。你还能看到别人的怒气。这样你也能释放掉愤怒、害怕或者别的什么情绪，而不至于在心理上遭受折磨。”
反 应：艾未未在国内外都算是一个名人。在11月份，中国政府又一次因为艾未未的逃税案被气急，艾未未在这个案子中变换了新的花样，采取了一种更吸引 眼球的方式：他让网民有机会得以成为他的债主。最终上万人向艾未未伸出了援手。就在最近，已经在推特上有了超过12万的粉丝的艾未未放话说，如果推特官方审 查推文，他将停 止更新推特。
姓名：倪玉兰
职业：律师
罪与罚：倪玉兰支持那些因为在北 京奥运会预备阶段而被强拆的普通人。讽刺的是，她的房子也被夷为了平地，使得她和他的丈夫无家可归。在狱中不断的酷刑施加到她身上。倪玉兰在2011年被 审判，当局指控他欺诈，捏造实施以窃取财产，在一家宾馆制造了混乱（http://en.wikipedia.org/wiki/Ni_Yulan）。 倪玉兰因另一项罪名“煽动骚乱”已被判刑。
反应：荷兰政府于元月31日周二授予尚在狱中的倪玉兰郁金香人权捍卫奖及10 万欧元奖金。就在同一天，警方阻止倪玉兰的女儿到荷兰领取奖金。评审团主席说“经济利益绝不会让我们闭嘴不讨论人权。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郁金香人权捍卫奖 的得主，这比出口郁金香到中国更重要。”
姓名：刘晓波
职业：文学评论员，教授 （译注：维基上是政治评论家）
罪与罚：刘晓波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2009年12月的对他的判决文中说“被告刘 晓波，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发表诸如《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和《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文章。他也是《零八宪章》的主笔，该文是一篇呼吁中国给予（民间）更多权 利的宣言。
这份判词中还提到了刘晓波文章中“谣言和诽谤”的细节，比如：“自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权利，几代中共独裁者更多关心的是他们的 权力而罔顾百姓生活。”他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目前已经服刑2年。
反应：中国官方在2009年的圣诞节偷偷摸摸的对刘 晓波进行宣判，主要考虑的就是当时很多外交官和驻京记者已经离开了北京，尽管如此，刘晓波的被捕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 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才真正的给中国政权带来了公共关系上的灾难，以至于他们称这一决定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一些评论员对比了中国和1936年 的纳粹德国的反应，当时德国称授予德国异议分子卡尔・ 冯・ 奥西茨基“十分荒谬”。
姓名：余杰
职业：作家
罪与罚：没 有指控，他惹怒官方只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以及他的一本名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在书中他批评中国总理不诚实。今年元月份，在他刚离开中国不久，他就在华 盛顿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他被从家中带走，塞进一个轿车，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后被扒光，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现在，外国人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 奖，以此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算是报仇。”余杰说国安人员这么告诉他。
反应：余杰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描述 警方怎么告诉他的话，“这个国家反对共产党的又有影响知识分子不超过200个。如果中央政府认为他们的统治面临危机，，他们就可以一夜之间把这些人抓起来 活埋。”
更多的擅长讽刺的互联网活动人士抓住这件事并使“活埋”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词。以为网络写手深圳把这个词语放到他的新春祝福里： “新年快乐——祝你进入活埋名单！”
余杰现在正在写另外一部富有争议的书，这一次他的书名是《冷血暴君胡锦涛》，不过这次他是在人身安全 得到保障的美国。
姓名：陈光诚
职业：律师
罪与罚：陈光诚，一个盲人，以为自 学成才的活动家，他为那些已经即将临产但因独生子政策而被强制堕胎的农民辩护。在2006年他被控“破坏公共财产以及阻止暴徒扰乱交通”并最终被判刑四年 零六个月。刑满出狱后，官方强行把他软禁在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便衣警察包围了整个村子，阻断他和外界的交流。
反应：陈 光诚所在的村子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人权圣地和冒险旅游的目的地。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在去年12月于中国宣传影片期间曾试图拜访陈光诚，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保安人员的一顿殴打。作家慕容雪村这么描述他曾经的一次拜访：
“ ‘我们来这里看望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住在这里么？’
作为对我的回应，他停了一下。然后他慢慢靠近我说：‘是这样的，村子里 最近发现有些盗贼，你也知道，鸡、牛（都被偷了）。所以我不能让你进去。’
我笑了：‘哦，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只是来 看陈光诚的。看过之后我们会立即离开的。’
他的表情变得很严厉。另外一些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位穿着灯芯绒黑夹克的中年 男人。他态度温和言辞却很直接：“现在是农忙季节。所有壮劳动力都出去了。我们怕丢东西，你们不能进来。‘”
慕容雪村一再坚持，然 后这些人就攻击了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一卡车受陈光诚事迹鼓舞的残疾人（有男有女），也试图拜访陈 光诚所在的村子。尽管警卫没有打这些残疾人，但是他们的确试图偷走他们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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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非法集资这个罪名彻底不成立zt
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我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本来我用自己的钱，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我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农村的村民吸收存 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的省长写了条，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是要支持，而且他们这些 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在这个情况下你能把我抓起来吗？
说明这条法律是完全不成立的，当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为我是做慈善的，所以就不抓你。请问如果我是牟利的话，是不是就要抓呢？做慈善损己利人，是不是 好，利己利人是最好，我又做了慈善，又赚了钱，为什么就不好了呢？可见这个问题思想上有严重的缺陷。你把大家的钱集来，乱七八糟的，把钱花完了，最后还不 了了，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说你做慈善你就可以非法集资，你必须把它管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 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经过更好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外国，香港，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跟我们的处理完全 不一样。
张星水律师曾经接受过陕西的一个案子，很好的一个企业它是非法集资来的，但是做得很好，创造了财富，帮助了就业，最后把他抓起来，这个企业就此完蛋。政府 干了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本来政府要保护公民利益，你把非法集资人抓起来，一个好好的企业被你搞掉了，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 要废除掉。
（在2月7日“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研讨会上的讲话）
Tuesday, February 7, 2012
以平等的身份准入 / 崔卫平zt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一
韩寒最近的几篇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有关议题的个别方 面，他本人紧接着做了修正。他觉得需要修正的地方，正好也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环境存在着一些限制，许多意见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其实不仅是这场讨论，在 许多其他场合也是如此。起码，我们需要时时记住这一点，而不为表面上的热闹所迷惑，以为那就是事情的全部。
讨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不关 注。如何开展一场讨论，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天生在行，而是需要学习。说了许多年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就文化这方面而言，与制度最为有关的是公共文化。当然， 唐诗宋词也很重要，然而在如今大型陌生人社会里，与互不相识的人如何说话，如何交谈，是他们如何在一起生活的前提。
存在许多偏离讨论的途 径。其中常见的一个是，对于参与讨论者身份的质疑。仿佛因为种种原因，许多人不具备说话的资格。这些理由五花八门，其中一些属于“自然条件”，即在讨论之 前就已存在的先定条件，我将它们先列出来谈。
第一，不如韩寒有成就。有说法是：“过得比连他十分之一的精彩都没有的人”或者“他已做到了你 们三辈子做不到的事情”。
微博这个平台告诉人们，在公共讨论中，实际上没有门槛的设置，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进来。人们在这里发表自己 的意见，互相交谈，交换各种看法，其实已经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自己和旁人一样是“有资格的主体”。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从理论上，他们也拥 有平等的话语权。即使是微博这种模式，目前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妨碍了平等的进一步实现，但是这也并没有令人们望而却步。如同在实际生活的许多领域，即使人 们饱受各种不平等之苦，但这并没有削弱人们将自己视为平等的要求。
这是今天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自身的一项道德直觉——“让说话先平等起 来”。人们辨别某些话是否有道理，是否能够接受，不是根据其权威身份，根据其成功大小，或者拥有金钱多少，而是根据所说的话本身是否合理，针对某个问题的 看法是否中肯地道，是否有说服力。这才产生了对于各种各样“大人物”的质疑。包括普通人们互相之间的质疑。
这里不是在一个课堂上，由老师说 了算；不是在一个公司，由老板说了算；不是在机关或者军队里，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并不能直接带到讨论中来，替讨论加分， 增添他这个人的权威性。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能保证他在这里获得同样的成就。相反，他需要重起炉灶，东山再起。即使他以前说了许多正确的 话，也不能保证他一贯正确，他的读者甚至是粉丝一贯支持他。
第二，批评韩寒的人们比韩寒年长。比如说：“那么多岁数比他大”的人，以及“你 们就这么对待你们的下一辈吗？”甚至出现了“中老年知识分子”的说法。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年龄实在不应成为公众讨论的某个障碍。在公共讨论 中，年龄大小，既不能保证某个人肯定有理，也不能保证某个人肯定没理。以年龄大、资历深而傲人傲世站不住脚，相反，以年龄小为借口，来获得豁免权也未必能 说服人。至于是否要将人一下子看扁看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刚刚脱离自然血亲的纽带不久，在许多场合中， 解决矛盾、实现平衡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年龄序列。那些认为希望在下一代身上的人们，实际上延续了这个逻辑，认为年龄若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起码能够解决 主要问题。对于韩寒的一些鼓励则来自这个方向。我看过陈丹青先生对韩寒采访的那个视频，其中对于韩寒并不起眼的说法，也表示了超乎寻常的赞赏。其实丹青老 师只要再多接触几个“80后”小朋友，他便不会表示出那么大的诧异。将“80后”、“90后”代表的头衔感慨赠与某个人，很可能会遮蔽于这个年龄段其他富 有锐气、富有生长性的人们，妨碍了对于更多年轻人的了解。
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我经常对同学们说，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因为这是自己第一部电 影，就找理由原谅自己，放低对于自己的要求。你这部电影放在电影院里，同样卖出60元钱门票，而不是降低一半。这是你的处女作，但观众并不是第一次看电 影，他们是带着此前看过的电影习得的立场眼光来看待你的。你不能指望电影院里的观众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想着你的年龄，这会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你也不 能指望观众都是你的同学和老师，他们只会呵护你。我要是不这么说，而是一味地恭维他们，才是害了他们。
第三，来自小地方，或者苦出身的人 们。有一条微博是这样说的：“总结了一下，对韩寒口诛笔伐的，几乎全是中老年凤凰男。”接着挨个数出方舟子和其他一些批评韩寒者，要么是“小县城出身，” 要么是“山区苦出身，”或者是“从农村进城”，此人的这个立场，属于地地道道的地区歧视，这是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下的错误。
我们现有的 社会秩序，很多年建立在城乡差距和其他一些差距的基础之上，农村或边远地区较少享有社会资源，尤其是边缘农村地区，这不仅令这些地方造成贫困，而且也极大 地限制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个人发展。这种不公正的情况也带来了人们的许多偏见。某些偏见根深蒂固，为人们自己所不觉察。可悲的还在于，一些本身遭受地区歧 视的人们，一有可能，他们便会运用同样的武器，去伤害另外一些与他同样处境的其他人。
第四，性别歧视。也是这条微博的最后，提到了“生于汕 头事业多艰的彭晓芸”。既然知道彭晓芸女士“事业多艰”，那么想必知道原为广州《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的彭晓芸，因为什么而事业受到阻碍，拿这个来说风凉 话，实在有损道义。彭晓芸女士质疑的精神我是赞同的，尽管她的某些表述我不一定赞同，其中有些很不赞同。但是对于晓芸所受到的性别攻击，许多令人睁不开眼 睛的性别侮辱，我感到非常愤怒和不能忍受。比如“母知”这种提法。拿性别作为污名的手段，是最为肮脏的途径。
有人会问，有一种说法是韩寒不 读书，那么他是否同样可以参与讨论和质疑？当然，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韩寒本人，至少曾经是一位尖锐的社会批评者和文化批评者，尤其是他社会批评的声音， 甚至传得更远，没有人认为这是没有资格的。然而对于自己正在处理的某个具体话题，正在谈论的某个具体范围，也许会提到的某个人及其观点，最好有着更多的了 解，更加充分地熟悉相关表述，尤其是尊重别人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成果，才更有说服力一些。同样，对于自己的某些表述，也要做出相应论证。一个人最好也要拥 有对于自身的某些质疑精神，考虑到自身也许同样是不完美不完善的。
尤其是在质疑别人时，自然需要比平时更为严谨一些。实际上韩寒的这几篇文 章，都是从质疑旁人开始的，他自己所说的话，是有所针对、有所批评的。事到如今，人们已经将他的批评对象彻底忘却了，那也许指向一些被掩盖、被遮蔽的人 们，触及无法进行正常讨论的某个范围。无论如何，不论其观点对错，在公共讨论中，这些人也应同样具有一席之地。
评论支持TOP5
“让 说话先平等起来”。＞这才是现代世界根本道德。此一权利追求最不易，但这是最应该的起步。
好 文！受教了。这才是有建设性的好文章，而不是简单地“站队”。
好 文，可是人们这些常识怎么就这样难呢？这些可是与八荣八耻一样是人的基本社会认知啊！
评论(7)
“让说话先平等起来”。＞这才是现代世界根本道德。此一权利追求最不易，但这 是最应该的起步。
好文，可是人们这些常识怎么就这样难呢？这些可是与八荣八耻一样是人的基本社 会认知啊！
崔老师本文的观点我很赞同。讨论对于中国人而言的确是需要好好学习的事情。需 要好好学习讨论的那就还不只是普通人，在我看来，一大批专家学者这样的知识精英尤其需要好好学习讨论。说实在的，我觉得中国人不知道怎么说话，特别是一些 专家学者也同样如此，这已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民族性或曰国民性了。这种毛病似乎有点根深蒂固了，若要改变，怕是任重道远。
考究中国人的语体文风竟至于此，的确是有来头的。来头是什么呢？专制的毒害。专制对语言的毒害以至于使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中 国为什么自秦汉至唐宋一直以诗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只能以诗意来表达情绪，只能以隐喻来申诉见解。所以，中国人说话著文以不胜其烦的形容词见长。 也就是说中国人说话习惯于只能以形容词来表情达意，已经忘却了还有名词的存在。
具体而微到讨论问题，看看先秦以及秦汉的策论有几篇文章重事实与逻辑？大多是高谈耸论，煽说宏议。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很少有像庄周那样把 说理的文字建立在事实物名基础之上的，大多是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不记得文质彬彬为何物了。到了魏晋的建安文章稍有改观，唐宋似乎又旋即铺排起来，华丽如 杨贵妃的脸蛋，已是成堆的脂粉。宋元是不能说话与写文章，只能无厘头的评书与演戏了。
最让我不解的是至今还有一大批文学家、专家、学者都能将“诸葛先生”的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倒背如流，甚至在电视中还把“诸葛先生”的言辞风 气奉为经典，可见中国人的语体文风是什么特色了。想想看，“诸葛先生”知道怎么讨论问题吗？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待到中共当道，“诸葛先生”的那种 文风辞色已是发挥到了极致，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时至今日，又怎能强求后辈小子会讨论问题呢。
您说的这个，真是很好的观察，的确值得重新反思。平等的态度，不是显摆自己，不是为了赢别人，而是将更多的细节 展开。
“最让我不解的是至今还有一大批文学家、专家、学者都能将“诸葛先生”的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倒背如流，甚至在电视中还把“诸葛先生”的言辞 风气奉为经典，可见中国人的语体文风是什么特色了。想想看，“诸葛先生”知道怎么讨论问题吗？”
---在课堂上老师也不能说了算的。老师可以主持讨论，但不能对讨论内容说了算，否 则也就不用讨论了
建设性的好文章！
这个问题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学校教育的欠缺，这些基本的辩论原则应当在学校中早 已得到充分的训练和实践，可目前大多数拿着高校文凭的所谓知识分子，依然根本不懂如何公平讨论，如何理性质疑，可悲啊.…
我也觉得应该从课堂上学起，养成讨论的好习惯。
---《外交政 策》被禁的中国公民zt
《外交政 策》被禁的中国公民
核心提示：为什么2012对中国的异议者来说会非常艰难——以及美国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原 文：The Forbidden Citizen
作者：Sophie Richardson
发表：2012年2月2日
本文由" 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台北的 艾未未 "缺席"展，以空椅子拼出的"艾未未"。】
2012年刚刚过了一个月，对中国那些和平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若想在国内有立锥之 地，前景看起来十分晦暗。一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家法院判处作家李铁10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杭州的检察机关对诗人朱虞夫以煽动颠覆 罪起诉，因为他写了一首关于政治改革的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余杰一月逃离了中国，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北京警察如何长达几个小时地殴打他，用 香烟烫他。12月下旬，四川法院判处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陈伟九年徒刑，罪名也是颠覆罪；几天后，贵州一家法院对批评政府的陈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这些人仅仅因为行使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就被处以重刑，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发出的明确的警告——闭嘴。
在过去几年，执政党中共一直 以铁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去年，因为担心阿拉伯之春将"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当局对批评者的策略从拘押调整为让他们消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4 月3日被逮捕，随后被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2009年，中国判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11年徒刑。当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恐吓、逮捕、拘留签署人的行动，并毫无法律依据地软禁刘的妻子刘霞。2009年，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动乱的 回应也是严酷镇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声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恰恰相反，奥运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快就让位给了警察国家，大量的监视和审查都被用来平息任何 出现抗议的迹象——而这些抗议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但在2012年，情况可能会更糟。今年，中共正式开始其精心策划的权力过渡，胡锦涛的 权力可能会交接给习近平，这将使得维持"和谐社会"的表象会比平时更加重要。 同时，它面对的是 来自于各个地区和社会经济各阶层前所未见的的动荡及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由于中共仍然深刻敌视言论自由，并拒绝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它所寻求的所谓的" 社会管理"战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还会点燃更大的愤怒。
早在2011年12月，乌坎村的村民受够了当地官员在征地上的滥权和 含糊不清的违法行为，他们开始了抗议。官员们逃离了，乌坎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自治，这是极不寻常的角色互换。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想要火中取栗，在国内和国 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地政府派出协调员，承诺进行调查，并会把一些土地返还给村民，还任命了抗议活动的领头人林祖銮担任党支书。
但自那 时以来，征地纠纷的解决停滞不前。更麻烦的是，对抗议领导者之一，薛锦波可疑的死亡调查毫无进展。虽然乌坎有一些成功，包括举行了一场选举，但这些可能不 够彻底，也可能在事后被逆转；此外，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没有显示出它愿意进行系统的反思讨论的迹象。
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解释和捍 卫样样不缺，但现实是，法院、法官、和律师都要受中共驱使。中国不断增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以及对现政权并不存在有武装、有组织的威胁，这两大现 实合并起来，有助于了解政府所理解的"威胁"。诗人朱虞夫在诗作中写到（ 他就是为此被判颠覆罪而要入狱十年。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 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中国现在手握前所未见的财富和权力，政府却认为这些话如此地具有威胁性，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意味深长。
少数试图想让法制成真的中国律师已 经因为想要 代理辩护言论自由案件就成为靶子。2011年，至少有6人失踪后被释放。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改善其法制，现在却采 取措施要将失踪合法化。如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获得通过，警方将有权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扣留有涉嫌"恐怖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长 达6个月——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糊其辞的罪名经常被用于指称和平的政府批评者。（译注：新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这一条款。）
许多 人相信，中国政府囊中充裕、信心满满，应当无惧批评。和北京进行定期的人权对话的十几个政府都发表了关注声明、与异议人士会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政府 明显讨厌这些对话，多数时候，它已经学会如何处理，并为之前发生的滥刑无需付出代价。 事实上，西方政府很少对中国政府施加处罚。相反，他们希望能在全球外交、防卫和环境问题上与之加深合作，更不要说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了——而对公开促进中 国的人权则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说了一些强硬言论，但它并没有公开阐明或让北京为滥刑付出代价，也不协调 政府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人权。自由流动的信息、独立的充分运行的司法体系，能以和平方式表达批评者，这些不仅仅是人权团体要关心的对象——他们也 是巩固经济和安全纽带的现实基础，甚至美国内阁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但几乎没人这么做——除了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尔德（Eric Holder）。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美国 和其他国家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它不能决定其领导人将和谁见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二月份白宫欢迎准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与余杰或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这样的 活动家见面，以强调言论自由和有责任心的异议者是何等重要。这种姿态才能把美国对人权的夸夸其谈落到实处。
各国政府必须持续地寻找到为人 权呼吁的发声管道，并加以利用。至少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在杭州诗人朱虞夫被判有罪时正路过那儿。他们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于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体现这些国家对人权的承诺。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与中国官员讨论时都将言论自由当作一项避不开的话 题。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那些单枪匹马的个体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并展示出让北京无法忽视的严肃性。
在许多国家，权力交接都会带来政策创 新、激烈辩论，并会在选举中争相赢得大众支持。这显然不是今年中国将会发生的事，一些人仅仅是指出这一现实就遭受了可怕的虐待。西方国家政府不应羞于 指出这一点。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中国政府履行其对法制的承诺，并践行他们的权利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只会让北京觉得更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的持不 同政见者来说，今年已经显得如漫漫长夜，而现在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们要行动起来，不让他们在这一年难上加难。
原 文：The Forbidden Citizen
作者：Sophie Richardson
发表：2012年2月2日
本文由" 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台北的 艾未未 "缺席"展，以空椅子拼出的"艾未未"。】
2012年刚刚过了一个月，对中国那些和平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若想在国内有立锥之 地，前景看起来十分晦暗。一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家法院判处作家李铁10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杭州的检察机关对诗人朱虞夫以煽动颠覆 罪起诉，因为他写了一首关于政治改革的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余杰一月逃离了中国，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北京警察如何长达几个小时地殴打他，用 香烟烫他。12月下旬，四川法院判处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陈伟九年徒刑，罪名也是颠覆罪；几天后，贵州一家法院对批评政府的陈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这些人仅仅因为行使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就被处以重刑，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发出的明确的警告——闭嘴。
在过去几年，执政党中共一直 以铁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去年，因为担心阿拉伯之春将"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当局对批评者的策略从拘押调整为让他们消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4 月3日被逮捕，随后被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2009年，中国判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11年徒刑。当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恐吓、逮捕、拘留签署人的行动，并毫无法律依据地软禁刘的妻子刘霞。2009年，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动乱的 回应也是严酷镇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声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恰恰相反，奥运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快就让位给了警察国家，大量的监视和审查都被用来平息任何 出现抗议的迹象——而这些抗议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但在2012年，情况可能会更糟。今年，中共正式开始其精心策划的权力过渡，胡锦涛的 权力可能会交接给习近平，这将使得维持"和谐社会"的表象会比平时更加重要。 同时，它面对的是 来自于各个地区和社会经济各阶层前所未见的的动荡及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由于中共仍然深刻敌视言论自由，并拒绝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它所寻求的所谓的" 社会管理"战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还会点燃更大的愤怒。
早在2011年12月，乌坎村的村民受够了当地官员在征地上的滥权和 含糊不清的违法行为，他们开始了抗议。官员们逃离了，乌坎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自治，这是极不寻常的角色互换。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想要火中取栗，在国内和国 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地政府派出协调员，承诺进行调查，并会把一些土地返还给村民，还任命了抗议活动的领头人林祖銮担任党支书。
但自那 时以来，征地纠纷的解决停滞不前。更麻烦的是，对抗议领导者之一，薛锦波可疑的死亡调查毫无进展。虽然乌坎有一些成功，包括举行了一场选举，但这些可能不 够彻底，也可能在事后被逆转；此外，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没有显示出它愿意进行系统的反思讨论的迹象。
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解释和捍 卫样样不缺，但现实是，法院、法官、和律师都要受中共驱使。中国不断增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以及对现政权并不存在有武装、有组织的威胁，这两大现 实合并起来，有助于了解政府所理解的"威胁"。诗人朱虞夫在诗作中写到（ 他就是为此被判颠覆罪而要入狱十年。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 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中国现在手握前所未见的财富和权力，政府却认为这些话如此地具有威胁性，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意味深长。
少数试图想让法制成真的中国律师已 经因为想要 代理辩护言论自由案件就成为靶子。2011年，至少有6人失踪后被释放。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改善其法制，现在却采 取措施要将失踪合法化。如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获得通过，警方将有权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扣留有涉嫌"恐怖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长 达6个月——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糊其辞的罪名经常被用于指称和平的政府批评者。（译注：新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这一条款。）
许多 人相信，中国政府囊中充裕、信心满满，应当无惧批评。和北京进行定期的人权对话的十几个政府都发表了关注声明、与异议人士会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政府 明显讨厌这些对话，多数时候，它已经学会如何处理，并为之前发生的滥刑无需付出代价。 事实上，西方政府很少对中国政府施加处罚。相反，他们希望能在全球外交、防卫和环境问题上与之加深合作，更不要说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了——而对公开促进中 国的人权则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说了一些强硬言论，但它并没有公开阐明或让北京为滥刑付出代价，也不协调 政府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人权。自由流动的信息、独立的充分运行的司法体系，能以和平方式表达批评者，这些不仅仅是人权团体要关心的对象——他们也 是巩固经济和安全纽带的现实基础，甚至美国内阁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但几乎没人这么做——除了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尔德（Eric Holder）。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美国 和其他国家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它不能决定其领导人将和谁见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二月份白宫欢迎准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与余杰或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这样的 活动家见面，以强调言论自由和有责任心的异议者是何等重要。这种姿态才能把美国对人权的夸夸其谈落到实处。
各国政府必须持续地寻找到为人 权呼吁的发声管道，并加以利用。至少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在杭州诗人朱虞夫被判有罪时正路过那儿。他们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于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体现这些国家对人权的承诺。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与中国官员讨论时都将言论自由当作一项避不开的话 题。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那些单枪匹马的个体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并展示出让北京无法忽视的严肃性。
在许多国家，权力交接都会带来政策创 新、激烈辩论，并会在选举中争相赢得大众支持。这显然不是今年中国将会发生的事，一些人仅仅是指出这一现实就遭受了可怕的虐待。西方国家政府不应羞于 指出这一点。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中国政府履行其对法制的承诺，并践行他们的权利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只会让北京觉得更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的持不 同政见者来说，今年已经显得如漫漫长夜，而现在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们要行动起来，不让他们在这一年难上加难。
Monday, February 6, 2012
港人"忍够体"爆红网络 各地网民不忍了!zt
港人"忍够体"爆红网络 各地网民不忍了!
2012年02月05日19:02:37 [新闻大杂烩]
2012年02月05日19:02:37 [新闻大杂烩]
| 香港《苹果日报》日前刊登了一则表达反对内地孕妇赴港生产的“香港人，忍够了！”广告，并暗讽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侵”的广告。此广 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各地网民也不甘寂寞，纷纷以港版蝗虫广告为蓝本，针对外来人口涌入等问题宣泄不满，在网上掀起一波“忍够潮”。Mitbbs.com 中国 多地都有网民以港版蝗虫广告为蓝本，换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背景图及文字，讨伐心中不满之事。Mitbb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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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针对北京外来人口继续增加的问题，网民把港版蝗虫广告的维多利亚港日景换成了北京天安门广 场，保留了蝗虫图，大字标题“北京人，不忍了！”，强烈要求修订法案阻止外来人口无休止涌入北京。Mitbbs.com 同样诉求、换成了上海市景的广告，就质问上海人是否愿意每年花费40亿补贴外来人口，声称“上海 宁，切伐消了！”（上海话：“上海人，吃不消了！”）。Mitbb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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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以厦门著名景点鼓浪屿为背景的广告也大呼“冻麦条啊！”（闽南话：“受不了啊！”），表示一个弹 丸小岛难以承载十几万游客走街串巷，要求政府限制上岛人数。Mitbbs.com 其他版本的“忍够体”还包括天津人“嗖够”（天津话：“受够”）天津成为“外地官员升迁的跳 板”；重庆人抗议当局以食物安全为由禁止重庆火锅采用“老油”，要求尊重在地文化；广州人“顶唔蒲”（广东话：“受不了”）再掏钱包为自来水公司埋单等。Mitbbs.com 也 有网民把原本的蝗虫图案换成城市地标，制作如“深圳，欢迎您！”、“美食之都成都，欢迎您！”等广告，标榜自己欢迎外地人，试图将负面情绪化为正能量。Mitbb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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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香港影星梁朝伟喂鸽子的消 息也被网民拿来调侃一番。原来日前有网民在微博指出，看报道说，梁朝伟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 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梁朝伟“生活体”一时引发网民疯狂造句，有网民干脆把蝗虫广告里的蝗虫换成鸽子，标题 “你愿意每天飞13小时花￥4050蹲在伦敦喂养鸽子吗？”Mitbbs.com 对于各种版本的“忍够体”走红微博，有人评价这是微博用幽默和自嘲化解了对抗和谩骂，“今天，还 有谁‘忍够了’？”有大陆网民认为，香港人看不起普通话和简体字，自以为比大陆人有文化，什么叫优秀文化，广告比一比就知道。Mitbbs.com 香港 与内地之间的这一系列事件也引发了内地网友的讨论，并逐渐趋于理性。不少网友对事件本事发表评论，认为香港人和内地人都是一家人，两方都不要扩大一小撮有 强烈地域歧视的意见，一系列事件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其中也有港人担心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优越感不保的心理作祟，双方都应对彼此多些理解和宽容， 并立刻停止争吵和过激行为。Mitbbs.com 同时关注事件进展的还包括一些西方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关系近 来出现紧张迹象，有关广告暗讽内地人为“蝗虫”，可能将进一步激化港人同内地人之间的矛盾。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指出，香港特首曾荫权曾明确表示，要让香 港与内地更加紧密联系。港人也应该看到大量内地游客赴港旅游带去大量资金 ，为香港发展提供动力。Mitbb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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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书评 中国能有民主吗？长平专访zt
纽约书评 中国能有民主吗？长平专访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 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 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 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 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 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 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 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 平（C）：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 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 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 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 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 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 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 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 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 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 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 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 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 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 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 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 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 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 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 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 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 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 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 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 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 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 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 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 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 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 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 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 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 《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 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 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 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 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 《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 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 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 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 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 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 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 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 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 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原文：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 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 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 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 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 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 平（C）：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 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 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 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 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 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 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 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 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 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 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 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 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 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 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 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 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 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 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 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 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 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 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 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 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 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 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 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 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 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 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 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 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 《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 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 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 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 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 《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 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 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 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 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 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 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 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 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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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受教了。这才是有建设性的好文章，而不是简单地“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