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ugust 24, 2010

平均每十几条就屏蔽掉一条;监控的敏感词有1000多个

何三畏的BLOG这个条转载的新闻都被和谐了。你说这中国的事怪不怪。



“平均每十几条就屏蔽掉一条;监控的敏感词有1000多个



媒体来源: 何三畏的BLOG
2010-08-24

这样的潜规则也公开报道了啊!而且还是北京晚报!但我不怀疑它在我的博客上贴不稳。管它的,能贴多久算多久吧——
搜狐:每天屏蔽五千条微博
平均每十几条就屏蔽掉一条;监控的敏感词有1000多个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23
南都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 目前,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人民网等各家网站都有微博。搜狐网监控中心负责人王国欣告诉记者,包括微博、博客在内的网民互动式互联网产品,文字帖一般采用1000多个敏感词进行过滤,如果其中含有敏感词就直接删除。这些敏感词主要是涉枪、涉黄、涉暴的内容。
据悉,微博被过滤掉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涉黄,另外就是发帖做广告,或者是用语言攻击其他人。王国欣说,搜狐微博是24小时都有人做过滤监控,微博每天出现的七八万个帖子,过滤掉的大约有5000多个。在搜狐社区每天出现的20多万个帖子中,有4万多个会被过滤掉。

除了文字要进行过滤监控,图片过滤也是互联网监控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国欣称,搜狐对网民在搜狐社区上传的图片采取软件自动过滤加人工审核的方法,搜狐使用的软件名为图片过滤器,能通过肤色、纹理、动作、人脸等多个参数,对图片进行要素的提取。“人的肤色介于红黄之间,当肤色大于一张图片面积的 40%,图片就基本认定为情色图片,进入人工审核程序。”狮子的皮毛是黄颜色,这样的图片会不会直接过滤掉呢?对于这样的疑问,王国欣说,图片过滤的一个选项是纹理,通过软件可以发现狮子的边缘很杂乱,与人体图片的边缘不同,不会被过滤掉。

记者在搜狐公司看到,一位负责网络监控的员工正在进行图片的人工审核。网民上传的照片按照每行5张、每屏40行的标准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当发现照片有露点、挑逗动作内容时,他就会在图片下面的方框内点一下,图片就不会上传到网上公开发表了。

Monday, August 16, 2010

中宣部8月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zt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作者: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
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
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
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
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
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
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
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
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
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
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
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
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
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
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
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
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
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
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
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
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
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
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
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
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
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
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
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
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
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
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
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
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
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
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
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
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
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
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
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
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
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
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
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
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
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
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
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
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
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
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
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
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
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
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
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
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
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
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
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
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
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
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
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
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
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
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
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
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
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
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
体后,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
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
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
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
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
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
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
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
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
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
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
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
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
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
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
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
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
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
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
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
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
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
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
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
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
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
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
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
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
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
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
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
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
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
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
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
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
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
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
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
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
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
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
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
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
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
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
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
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
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
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
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
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
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
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
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XYS20100813)

Wednesday, August 11, 2010

犀利李承鹏:我们为什么活得没有安全感?。。。zt

犀利李承鹏:我们为什么活得没有安全感?。。。zt



关于郭德纲,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关于郭德纲徒弟打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可事情到现在跟郭德纲及其徒打人,已经变了味,它成为另一件事情,所以我得 说些真话,也只是说些真话,这样的文章只能看看,阅后即焚。如下: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相声本就是一件很俗的事情,非让它装高雅,那不叫相声,叫诗朗颂。有把相声说到诗朗颂境界的,比如刚刚表示要铲除郭德纲三俗的高雅大师姜 昆,每回他在春晚声情并茂弘扬主旋律时,我觉得自己必须穿上燕尾服才配得上聆听,就算笑,也须得用美声方法才可以“哈哈”。当然,这让我在生理上比较难 受,所以一直也起不到洗涤灵魂的作用,这让我一直很鄙视自己。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我觉得一件事是否低俗不取决于它本身是否低俗,而取决于看的人是否想让它低俗,比如说过去我们觉得屁股低俗,现在我们叫它美臀,过去想想奶 子都是资产阶级淫邪念头,现在车模可以公开在车展上彩绘大乳房,还比如我觉得姜昆这个名字一点都不低俗,而有人拆字说:姜昆,就是美女曰比。看,此人多低 俗。

我还真没那么喜欢郭德纲,我更喜欢马三立和侯宝林,可马三立那段“妈妈,有人偷咱家被窝啦”卖的是絮叨,跟高雅沾不上边,至于侯宝林那段 《改行》,说的是晚清时节老佛爷驾崩后不准艺人在天桥卖艺,还忌嬉笑和喜色,开玩笑是不许了,改行卖根萝卜得把红皮给套上,就连红瓤西瓜也是禁止的。可这 也不见得就高雅,还很容易让别有用心的坏人产生联想……

我听相声习惯趿着拖鞋摇着扇子去剧场,或者洗完澡躺被窝里抠脚丫子瞎乐,我觉得相声这东西肯定触及不到我这个俗人的灵魂,最多只可触及我的 身体上的笑筋,而这正好抵御生活中的郁闷,要是太高雅比如看圣经和资本论,会让我更郁闷。看,我就是这么一个俗人。

可是我的俗是有原因的。昨天早上起床,脑海里还浮掠百度里随处可搜的苍井空童颜巨乳驾临世博的神迹,马上打住,因为俗;下得楼去见我们小区 正进行全民健身运动,锣鼓喧天之中见一老太太咧着腥红的大嘴跟一老头眉来眼去,另一老头差点与该老头打起来,我赶紧撤,也俗;去喝茶见电视里正播放BTV 鼎力制作的艺术瑰宝《红楼梦》,我一眼就瞥见黛玉香消玉殒前的玉体横陈,那一条粉腿咯,俗;赶紧买份报纸,标题上赫然是某官员包二奶一年的详细费用最后不 堪其纠缠找人一刀将其抹了……我就是被这个俗的世界包围着的,但我不会娶苍井空这老婆不会真以为BTV玷污了曹雪芹更不会包二奶且将其杀掉,因为任何人做 任何坏事之前都会考虑后果,我胆小,何况还有D和政府这么多年的教育,就更胆小。

我们普遍都是受了D和政府三十年左右的教育的,我们听郭德纲相声也不过三年,难道三十多年的教育还抵挡不了三年的腐蚀,这就太不自信了。可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总觉得坏人一个眼神就可以把我们勾引到对岸,D和政府把我们教育到老,我们还是容易叛变,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如我在晶报论坛里所讲: 像我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如果敌人敢欺负我国,我第一个报名参军爱国。你看,连万恶的奥巴马都做不到,小小一个说相声也不至于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深渊。用我 们四川俚语讲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借龟儿子郭德纲一个马达他都尿不到三尺高的尿。

郭德纲徒弟打人肯定不对,低俗,可本来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PK,到现在成为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弹压,这就更低俗,这样会让我们活在这个国家 很没有安全感,在一个只有安全JU没有安全感的国家生活肯定不舒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会低俗的,都动过淫邪的念头和说过脏话,但一低俗就招来专政,就被 公器缴枪不杀,就不准出版物上架,就见清晨时分一群工商和税务冲进来查账和吊销,到最后,基本上,我们见面除了谈论人民日报和天气预报二报之外(还得以国 家气象局为准否则就是造谣),没别的什么可挠痒。

一些人骂郭德纲是因为他嚣张,嚣张是挺讨人烦的,可没有一条法律是嚣张罪,否则下一步我们得发明木讷罪、聪明罪、下贱罪(后一条罪在大明是 有的),这样我们就没安全感了。一些人还因为郭德纲长了一副黑社会相,可这先得封杀郭德纲的爹妈而不是他本人(这一条在文革也是有的),长得像黑社会就是 罪,连孙红雷也不会有安全感了。另一些人说他盘剥员工,可是我也没见谁取消郭台铭的生产资格和出版资格,各地政府不正夹着阳道欢迎吗,犯了A罪却用B罪来 惩戒,这不是文明社会该做的。我得声明,我真心地反对三俗,还可以配合多反一些俗甚至连民俗一块反了都行,我不喜欢郭德纲,我可以觉得他低俗,可我无法解 释苍井空出现在世博会上是可以的,郭德纲出现在小剧场就不可以,林黛玉弄出粉腿就不是低俗,相声里调侃一下别人老婆就是低俗,难道外国的和古代的就没有低 俗。

在郭德纲这件事上,能说些人话的人并不多,在此认同赵丽华、冯小刚、健翔、龚晓跃、王小山及、胡淑芬其他一小撮人,向他们致敬。但人太少 了,特别是知识份子层面的人太少了。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是比说相声的更可疑的,他们一生所持重的不是恒定的标准,而是势利的心机,他们总喜欢打太平 拳,见着没危险或可欺的一窝蜂而上,以对方心理受伤害程度为战利品,并互相吹嘘自己文学的手段了得。那个中国人群殴之后的骄傲自豪油然写在正确的脸上,是 的,他们不是为了真理而写作,他们是为了正确而写作,他们其实是一家族的,他们的家族几千年来都是复姓:正确。

我跟郭胖子一点都不熟,我也不是为他出头。我只是很好奇,一个说相声的,说了些狂妄之语,就遭致禁止了宪法赋予的出版权利,其一徒打了人, 其所有徒竟以自查之名失去工作权利,这符合哪条法律,先前还信誓旦旦的工会又跑到哪条胡同吃红瓤西瓜去了。事实是,郭台铭说那么多人跳楼与富士康管理无关 时,你们不愤怒,郭德纲说偷拍不招打此事古难全,你们很愤怒,郭敬明抄袭赢利数千万你们不眼红,郭德纲说段子赚钱你们很眼红,湖北厅官到底是抓扯还是暴打 你们不调查,郭德纲徒推还是扯你们一查到底……这样弄下去,我们都没安全感。

不过是个粗卑的说相声的,不过是些贩夫走卒,虽不高尚,也谈不上祸国殃民,即或有过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国家不是该爱人民吗,有关部门不 是该在工作中教育他们而不是用专政手段来做掉他们吗,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臣民吃五谷杂粮长大,拉屎撒尿活着,原本就是老天爷交与你 善待的一些没品位的大俗人,你得容忍他们,爱他们,疼他们,而不是弄疼他们,姜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号召艺人们“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他确实在演戏,他 确实一直在做人,做掉人。姜昆的权限是很小的,只能做掉身边人,可如果我们有关部门动辄以做掉某个人来管理,长此以往,说粗话的人没有了,说真话的人也没 有了,肚子里藏的全是蝇营狗苟之事,脑子里动的尽是叛乱动荡的念头,这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郭徒打了人,款也罚也牢狱也坐了,这些都是按法律来办事的,很好很合理,可说到底,都是爹妈养大的,你揣着将其连锅端掉的心思,一百多号普 通人现在失去工作惶惶如丧家之犬,基本搞得跟邪教一样了,不是以爹妈养大的同类情怀来度事,而是以铲除异类的心思来行诡,前人民子弟兵的周广甫心里可安, 天天宣传“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的BTV还好意思说自己誓做邻家贴心小棉袄?人在做,天在看,今天你做掉他,明天他做掉你,且不是因为公义而是因私 欲,几千年来如此,大汉做掉大秦,大清做掉大明……大家无论挣多少工分都还是没安全感,无论买了多少套房子还是没安全感。又不能移民,就只好在国内乱来 了。

还有些人拿美国世界报的“土围子”说事,是这样的,当境外报纸说对我们不利的话,有关部门会斥之境界反动势力,让我们不得被蛊惑。当这些报 纸不心小刊登了有利于有关部门施政的言论,我们就欢欣鼓舞大肆宣传,人民还真的相信。所以我对吾国是很有信心的,这里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肯定也不会有忤 逆,这里只有中国的报纸和中国容许转载的报纸,而没有世界的报纸。

做掉郭德纲及其信徒,从今天起,不上厕所,不吐痰,天天看新闻联播,组织诗朗颂,见范冰冰就跟见张纪中一个感觉,见苍井空如见孙悟空一个模 样,这就不低俗吗。其实听听相声打打麻将低俗些才是安全的,这样就不会闹事,才会爱国。

昨天晚上气氛相当敏感,很多网站和报纸已不许评论此事,很多人劝我不要写这一篇免得引火烧身,但是我总觉得我是爱国和爱同类的,因为徒弟打 人就取消了一个公民的出版权是可怕的行为,这句话总结出来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侵占公共绿地,但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公器封杀。

你说,为什么中国人活得没安全感。

最后,中国的一切之本,爱人民,爱同类。


----------------------

李大眼”,不惧情势,专作此文,有良心!这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操蛋的就是公权力的介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要是这次得逞了,下次倒霉的说不定就是你 我。公权力不受制约,受害者是所有的老百姓。如果一直没有人反对,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们也会习惯的。但是,像俺这种没本事游过太平洋的,必须为 孩子们考虑。爷爷受了欺负,忍气吞声;于是他们接着欺负了父亲;如果父亲也忍气吞声,再接下来他们就该欺负儿子了。。。。。。


Wednesday, August 4, 2010

秦晓:我认为“中国模式论”不可取 (转帖)

有良心的专家还是 有的。可惜要退休了。


  秦晓:我认为“中国模式论”不可取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秦晓表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 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以下为其演讲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 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 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 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 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 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 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 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 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 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 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 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 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 “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 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 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 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 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 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 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 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 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 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 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

  接班人尚未确定,消息人士指将“有序”接班

  【财新网】(记者 王端 29日发自香港)63岁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将于年底退休。

  招商局集团28日上午在香港举行招商局干部大会,讨论了上述问题。至于接班人选,目前暂未确定,“中组部正在找人谈话。”消息人士透露,招商局 将会“有序”的接班。

  秦晓生于1947年4月,年届63岁,2001年起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此前还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和中 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他拥有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

  28日参与招商局干部大会的人士透露说,“当时的场面很感人,员工都舍不得秦晓离开”。

  招商局集团是国家驻港大型企业集团,经营总部设于香港,被列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集团三大核心产业包括,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产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

  附:秦晓 简历

  秦晓1947年4月年生,自2001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拥有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 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日本丰田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经济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

  秦晓2008年9月起兼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9年7月起兼任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此前,他还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咨询理事会中国委员,并于2001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2002年任副主席、2003至2004年任能力建设委员会主席。

Tuesday, August 3, 2010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zt

南方周末能发这个,也算是煞费苦心了。要感谢这几个编辑。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南方周末》

6月的稿子7月发

------------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 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 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 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 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 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 15号,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 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 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隆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 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 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 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 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 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 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 同样可耻。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让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 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 后,300年后,过去的它还是不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