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6, 2007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不是税收是血酬 (zhuan 牛博砍柴兄)

今天打开某报,看到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对比,很能显出编辑的匠心所在。——有司借“纸包子”东风加大舆论和谐力度的当下,这种技巧是逼出来的。

这边赫然一条新闻让我立刻哀悼钱包中的几张百元大钞了。-----经过一阵充分听取民意的做秀后终于尘埃落定,北京税务部门宣布小客车的车船税由原来的200元涨价到480元;而那边的新闻竟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大佬在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公民的税负在全世界上是较低的。

中 国老百姓的税负怎样,其实不用庙堂上的老爷来判断、解释,每个纳税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但纳税人,在某些人眼里,无非是蚁民而已,蚁民的感觉轻重其实人家 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着费口舌来辩解,之所以人家专门写出宏文证明中国百姓税负低,是因为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税负高。说白了,人家在乎洋 大人的看法,在为天朝挣面子的大型化妆舞会即将召开前,这些不怀好心、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国际谬论当然要驳斥之,就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如果不 是洋大人关注仅仅几个国内蚁民在吵闹,根本就不会引起大人们如此重视,直至一个侍郎级的老爷被处以极刑。

绝 对的税负高低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多数时期土地税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还宣布永不加赋。明之覆亡,多数人认 为是百姓不堪赋税重负而导致社会动乱,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论证当时的赋税并不重,到了崇祯帝为了应付满清和李自成,方才采取在正 税外乱收费,即用加派的方式筹集辽饷和剿饷,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说税负是高还是低,得具体分析,看主要向谁征税,如何征税,征的税去干什么了。明末因为农民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可主要税源仍然还是农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叫打死几只蚊子也没几滴血。黄仁宇评价道:“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 们这个党国在前三十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工业化,用剪刀差来掠夺农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万的农民饿死这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刚 刚吃饱饭,各种税和费又像枷锁一样套上去了,苦不堪言,农民只好选择逃离土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农村社会会崩溃的,当轴者也看到了再往种地的农民身上刮油水 得不偿失,于是有了废除农业税的德政。

那 么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工商业,是城市居民。近两年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感觉到税越来越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和小 型的服务行业。当然,政府可能会说税收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以及新兴的房地产,可是,大型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电力、铁路、 民航、通讯等等无不如此,消费者和他们根本没有博弈的实力,他们上交的税只是从消费者那里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产更是如此,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房地产 商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共生的关系,除了给政府的一点税外,大量官员寻租,这一切都转嫁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当房奴的 越来越多,他们为畸形的房价不得不透支未来的收入,势必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影响整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是杀鸡取卵毫不为过。用高房价掠夺中 产阶层犹厌不足,近两年出台的新税收政策无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产层,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税,可每年满十二万后还得再交所得税,你想想,在今天 的大城市,如果一个人月供3000元的房贷,老婆没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养一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 母,他每个月一万元算多吗?这次北京上调车船税还是这思路,事先还有税务部门的人解释说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这点钱,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数 买奔驰、宝马的富翁以及用纳税人钱支付一切费用的公车,而大多数买车的中间层对车船税的涨价、保费和油价的上涨非常敏感。看来当政者笃定要把一些刚刚脱贫 的中产者再赶回贫困阶层,似乎这样就社会和谐、江山稳固了。中产阶层如果是萎缩而不是壮大,将直接影响塔基的贫困层,他们不敢随便下餐馆吃饭,他们不敢随 便买衣服,那么进城的农民工肯定会受影响,雇农民工的餐馆和工厂会减少,即使雇用他们也把工资压倒极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几亩地免了农业税有何意义?而 且对中产层的重税负,也会阻挡一部份从底层进入中产层的人的步伐。

而 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过寻租而富有的官员,这类既得利益者,却很难用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们的财富,连官员个人财产的申报办法至今都不敢出台。蒋经国 当年豪情万丈到上海“打老虎”,强行收购黄金,推行金圆券,有权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没办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万的小康家庭逼到破产,最后他不得不空留遗恨在 沪江,跟着老爸去台湾岛。

税 收上以后就要看收的税怎样使用,政府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连详细的、准确的税收、财政支出报表都是国家机密不为纳税人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民 意机构人大对预算的执行和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一个执政党的党库混同于国库,怎能真正“用之于民”?君不见每年的审计风暴,刮过去后除了带来沙尘暴外没啥 影响。西方国家大有税负高的,比如瑞典这些北欧高福利国家,可是人家税负高是为了支撑老百姓从摇篮到父母的社会保障。反观我们,税负逐渐向那些高税收的发 达国家看齐,而社会福利保障则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自愿和亚非拉多数欠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其实我们对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买汽车的人,要交车船税,还要交养路费,可一开车出去,国道、高速公路上到处有人设卡收买路钱,这种三重收费的状况基本上是中国人当下税负的缩影。

当一个垄断市场的商家把一种微型汽车从5万元涨价到10万元后,反而津津乐道地说:汽车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驰、宝马动辄上百万元一辆。这说法和用我们的税负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比较一样不讲道理。

收 上去的钱哪去了?我承认有一部分用在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上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垄断,税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随意的、毫无顾忌的,想怎样花就怎 样花,就如一个控制主人钱袋的保姆,她任意为自己涨工资,她拿钱去菜市场买高出市价许多的食品拿回扣,还美其名曰为主人诚心诚意服务。君不见包括党务部门 在内的公务员涨工资,根本不用征求纳税的老百姓意见。在明清两代,皇室成员要花户部的钱也不能想怎样花就怎样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户 部尚书对皇帝的要钱常常讨价还价,所以万历帝才派出矿税使出去为自己攒小金库。现在党务部门花国库的钱比当年皇帝花户部的钱方便多了。防务费当然是必须 的,可是当政者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一支只听从某个集团私人武装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养,好比一个人花大钱替别人养孩子是一样的道 理,你如果掏钱不痛快替别人养大的孩子没准反过来可能揍你一顿。用于医疗的公共财政支出据说一半是花在官员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门想怎样豪华就怎样豪华,掏 钱的人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笔者由此倒可以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广大细民的利益都让别人给代表了,可以任意处置,你钱就是 我的钱,我花钱你买单。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正常税收,而只能是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也是黄宗羲曾说的“此吾产业之花息也”。地盘是我打下的,想怎样收保护费就怎样收,保护费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护费的人干涉。

在 宪政国家里,收税也是强制的,但这种强制是建立在选民同意的基础上,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怎样收税不但要由议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税怎样花得由议会 这类民意机构肯批准并监督。多数人同意高税负高福利那就高税负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觉得低税负低福利好那就改过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如此会伤害少数人 的利益,可是这种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而且少数人可以利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利争取同盟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救济渠道。如果税收上去乱 花,选民可以用选票把当政者赶下去,换一家物业公司。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业公司不但声称要永远替你服务下去,不许其他公司染指,他找来的保安三天两头打业 主,小区内垃圾遍地没人管,可这公司不但不改善服务质量而且年年涨物业费。

征 得纳税人同意才收税、花钱必须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税收不同于梁山的宋江等头领收保护费。宋江等头领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银,其分配方案被抢的庄户 人家是没办法干涉的,就连底层的小喽罗也说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占了大头,其他的小喽罗分到一点肉汤。至于头领们怎样花钱摆宴席,如何装修聚义厅,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梁山里的小人物更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样的肥差使宋江委托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只有交保护费的权利,而保护费如何使用与他们没关系。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后的“花息”,严格地说连吴思后来引申出来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税收。

杨恒均:给俞正声的一封公开信(zhuan)

http://www.bullog.cn/blogs/wenyunchao/archives/87360.aspx

(很喜欢听杨恒均吹牛,他的小说也不错。今天在境外网站看到杨恒均这篇东西,看完心里却是很郁闷。很多时候,我们不也在苦苦寻求一个解释?)

湖北省委俞正声书记,你好。现在向你反映一个情况。希望这封信能够转到你的手里。

我的母亲叫李淑春,湖北省随州市开发区医院(原东城医院)退休医生。她是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十八年前,母亲六十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

母亲退休时还能够拿到规定的退休金,但后来就越来越少,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几年,每个月只能拿基本退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子女都为母亲抱不平,但母 亲却总是劝我们,说国家和集体有困难,单位改革了,没有钱,等一等再说。母亲还说,很多和她一样退休的老同志都无法领取应得的退休工资,有些比她年纪还 大。前几年母亲所在单位的老职工到医院静坐请愿,要求多发一点应得的退休工资。当时母亲告诫我们,要讲道理,不要闹事。

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母亲从六十五岁开始骑着三轮车卖花,一直卖到她七十多岁再也爬不上三轮车为止。随州很多条大街小巷的街坊邻居至今还记得一个老人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花的情景。那个随州历史上可能最年老的骑车卖花的婆婆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于今年七月三日因白血病去世。去世前,母亲留下遗嘱,要求把她的积蓄结算一下,付清她住院一年的医药费后,余下的捐献给家乡万和店(镇)农村老家有困 难供学子读书的家庭。母亲坚持捐献的钱必须是她的工资和卖花的钱,不用子女给她的钱。其实母亲每个月领到手的那点钱根本不足支付生活开支,更不用说医疗费 了。她自己的积蓄哪里还剩下多少?母亲的住院费都是我们子女分摊的。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心里很清楚,临终前她对我们说,子女长大了,不用她操心,她很满意,但想起老家万和和沙和(属于万和镇)的很多家庭的孩子考取学 校却无钱读书,她就很不安。她想用自己的钱发起一个助学基金。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她知道自己病了一年多,积蓄早就用光了。但她算了一下,等她死后,按照 国家规定,要给一千五百元的安葬费和十个月的工资作为抚恤金。母亲兴奋地说,有一万多块呢。她说就用这些钱带个头,建立一个助学基金。这就是她老人家的最 后心愿。

母亲去世后,我们在收拾老人家遗物时,发现了几本用来记事的小日历本,上面记录了母亲生前卖花的每一笔收入明细,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见闻和感想。从这些歪歪 斜斜的字里行间,我们读懂了母亲。原来看上去乐观的母亲在过去十年都有一个难解的心结。母亲写道:“没有想到,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却拿不到钱。” “四(儿子)打电话说现在进一步改革了,可是我的退休金怎么越来越少?”“今天到单位问领导我的退休金哪去了,他们说没有钱,然后就不耐烦地赶我,还说要 上访就去吧,反正没有钱。我到卫生局,他们对我打哈哈,把我送走,说如果我有劲,还可以到上面反映情况,他们是欢迎的,反正他们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反复告 诉我的只有三个字:没有钱!”“我老了,也许我这样的老家伙死掉就好了,对改革有好处,对年轻人也好。真想知道为什么干了一辈子,却没有了退休金,三十多 年都白干了?钱到哪里去了呢?” “问谁呢?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没有钱,他们说没有钱,可是他们还是在盖新楼房,整天出去吃喝,靠关系进入医院的人已经把医院的编制扩大了四倍……”“我不 想用儿女的钱,我也是有工作的,年轻时比他们工作都卖力……”

看到母亲生前留下的凌乱的笔迹,我们都很吃惊和难过,这才知道母亲虽然总是告诉我们理解国家和集体,可是她的内心其实一直很困惑和痛苦,她宁肯在七十岁时 还骑三轮车去卖花补贴家用,也没有加入讨薪上访的人群中去。然而在母亲善良的心里一直存在一个没有人愿意给她答案的疑问。

七月二十八日,母亲原来的单位东郊卫生院宋院长打电话让我们去领取母亲的抚恤金。当我看到宋院长让我签字领取的抚恤金数字比母亲算出的少了近一半的时候, 我问宋院长怎么回事。他说,抚恤金是十个月退休工资,就这么多。我说母亲的工资应该不止这个数——宋院长打断说,你母亲过去实际拿的工资就这么多,我们没 有钱。

我这才知道,临终前母亲在病床上给我们算的是她的应得的退休工资,而她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领到这份工资了。母亲大概以为,人已经死了,最后一次拿抚恤金应该不会被克扣了吧。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

面对宋院长,我有些激动。我问,母亲生前一直只能领取一半左右的退休金,死后难道连抚恤金也只能拿一半?宋院长向我解释了医院的情况,最后告诉我的还是那个三个字:没有钱。他说,我很同情也理解你,但这不是你母亲一个人的事,都这样,这是我们的政策和规定。

当我问他这是哪一级的政策和规定时,他又改口说是医院党支部开会决定的。

当我激动得想发火时,我想起了母亲的教诲。我说,多少年母亲都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死后照样拿不到。但今天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我母亲走了。我今天签了 字,就等于割断了母亲和她奉献了一生的卫生系统的关系。在我签字前,我有两个问题:长期克扣我母亲的工资的政策和规定到底来自哪一层?是哪个具体的法律、 政策或者领导决定只给母亲一半工资和抚恤金的?我想看到你们出具的任何书面文件或者记录。第二,第一种情况如果不存在,那么你们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说 明或者解释,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只发我母亲一半工资,而且无论是母亲还是我们这些子女都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文件或通知,每一次就让我们在领取一半工 资的单据上签字,不签字连一分钱都领不到,而签了字就表明你已经认可被克扣这件事实。

最后我补充说,我们将放弃追讨你们欠我母亲的钱,抚恤金也只拿一半,但我们需要一个书面的解释,我只想让自己活得明白,也想在给母亲烧五七的时候,把你们的解释烧给我母亲,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宋院长说,只给你母亲发部分抚恤金是我们医院党支部的决定,我们的决定你不能看。我们不会给你写任何东西,你签字就拿钱走人,以前没有领到的工资不可能再补发,永远不可能,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说我要找上级机关,我想弄明白。

宋院长说,你最好去找随州市曾都区卫生局,我们希望你去上访,我们没有钱发,像你母亲这样的还有很多个,你如果去上访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天下午我来到随州市曾都区卫生局,接待我的卫生局领导态度很好,听了情况后,他首先告诉我,没有任何文件和政策规定只发一半工资,法律也不允许。但实际 操作起来就不同了,下面没有钱,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医院党支部决定的。卫生局没有办法。随后接待我的领导向我介绍了中国医疗改革制度的失败和他们的无 奈。

最后我说,我到卫生局已经不是想要母亲该得的抚恤金,更不是要以前卫生院长期拖欠她老人家的工资,我只想得到一份书面的解释,我就会立即离开。

接待我的领导说,爱莫能助,我们只能口头说,你用耳朵听,不会给你出具任何东西,更不会给你写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相违背的东西。

但你们正在做的事不但违法,而且和所有的政策文件都相抵触。我提醒领导说。

领导苦笑了一下说,全国我不清楚,我们随州就是这样。你要上访,到哪里都可以,从我们来讲,反而希望你最好能够把这事情闹大,引起上面的重视,到时有钱 了,不但解决你母亲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那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了。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同志死后也拿不到抚恤金…… 你要上访最好到上面去……

我吃惊地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我陡然理解了母亲这些年遭受的挫折和屈辱感。没有任何法律、政策,甚至只言片语的通知也没有,他们就让你签字,领取只有 你应得的一半的工资。而且这么多年,领导们除了告诉你“没有钱”三个字,不会向你解释为什么,或者简单地说一声对不起。

俞正声书记,我母亲的事就讲完了。你也看出来了,我不是要追回单位欠我母亲的工资,也不想拿全额的抚恤金,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想有人或者单位给我写一个简单的东西,告诉我为什么克扣我母亲的退休工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从医院到卫生局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他们当初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党委支部会,就决定减少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对了,还远远不止一个老人。

当初我本来想就母亲的事给你写一封私信,但当我在和医院和卫生局跑来跑去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像母亲这样的老人远远不止一个,所以我决定写一封公开信,也想随州或者湖北其他地方的像我母亲一样的老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答复和解释。

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让我母亲的在天之灵失望,让很多被侮辱和伤害的老人们失望。我使用“被侮辱和被伤害”这样的词句一点也不过分。想一想,那些像母亲 一样的老人,他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国家和单位,临老退休了,退休金却突然被克扣了。所有的人得到的只有千篇一律的那句话:改制了,没有钱。

老人们干了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句冰冷的话,从母亲的日记中以及临终前期望能够发一次完整的退休金来看,母亲一直被你们深深伤害。而且据我了解,还有很 多像母亲一样的老人并没有那么多子女,子女的收入也有限,他们的退休金也同样被克扣。他们晚年承受的伤害还要远远大过我母亲。

他们聚过会,也颤巍巍地到单位门前静坐过,抗争过,可是他们面对的是国家、集体,以及比这都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改制了,改革了。可想而知,这些无助的老人不但追不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退休工资,而且连一个解答他们疑问的解释都得不到。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前,我查了一下过去几年你和随州市领导的讲话,发现你们谁都没有提到过拖欠退休老人工资的事,更不用说道歉和请求理解了。在你们的发言中,充斥着一片形势大好,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入,经济如何以两位数字高速发展,社会如何和谐,人民如何安居乐业……

我和母亲都理解并支持改革,拥护改制,而且我们知道有改革就有牺牲。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为了提高竞争力,所以我们家姐弟都下岗了,我们也没有怨言,因为 我们还有健康的手和脚,我们可以去创业,不管失败和成功,都无怨无悔。可是,你们再怎么提高效率,再怎么改革,再怎么竞争,也不应该伤害像我母亲这种人 吧?她1951——也就是在你出生之前三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就按政策退休了。

我母亲不但工作过,而且一工作就是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如一日!让母亲最感自豪的就是她的工作,作为妇产科医生,母亲亲手迎来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工作中从没 有出过人为的医疗事故,从来没有收取一个红包,更不用说坑害病人了。这样的人不要说好人好报,至少让她们退休后能够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吧。可是在她七 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工资竟然被克扣到不到一半,勉强维持生活,更不用说支付越来越高的医药费。

这笔钱的数量在你们看来也许不是很大,而且乐善好施的母亲在生前已经立遗嘱捐献出去了。我也知道,目前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伤害和侮辱的事件层出不穷,随便找 一个都比我所写的母亲的遭遇要严重得多。可是,这一次你们伤害的是那些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甚至失去了上访、抗争能力的母亲们——我的母亲和其他人的母 亲,无论从道理和感情上,我都无法理解和接受。

我没有能力为母亲和更多的老人讨回一个公道,但我至少有权力要求一点点解释和理解。我就是不明白,到底应该由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只 要任何一个领导出具一个简单的书面解释,例如写上:我们国家有困难,集体有困难,谢谢老人们不拿工资帮国家度过难关,支持改革。——我想我们会理解的,母 亲的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你们。

可是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一推再推,为什么?你们有什么苦衷?难道有人害怕写下任何一个理由都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笑柄吗?

中国的经济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你和湖北的大小官员每天在电视和报纸上告诉我们的。中国的经济每年都在以两位数字高速发展着,GDP年年创新 高。如果这些太抽象,那么让我再告诉你我眼睛亲眼见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让你的眼睛也能见到,毕竟你所到之处都是前后警灯闪烁的二级保卫——随州市委 和市政府大楼以及各党政机关大楼日新月异,现在基本上都完成了新世纪的更新换代,鹤立鸡群地耸立在随州市区;另外,在我母亲退休的十八年里,党政机关至少 更换了小轿车五次之多,一次比一次豪华。还有人民公仆迎来送往的招待费。

就在过去中国崛起、经济超速发展的十八年,已经退休的母亲的那少的可怜的退休金还不停被克扣,更不用说随州市像我母亲这种遭遇的老人还有成千甚至上万。

或者你可以向这些老人解释一下你们的改革和改制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好让他们死得瞑目,让你们活得心安!

俞正声书记,这些在改革前或者改革初期就退休的老人已经快油灯耗尽,他们很多人已经走不动,也走不远了。对于他们,人生最宝贵的是过去的经历以及留在记忆 中的回忆,当你们剥夺他们的退休工资的时候,你们不仅仅是在危害他们的生存权,你们更是在深深地伤害他们善良的内心。

那种伤害你能够理解吗?

虽然以我对你的观察,你很难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也无法理解那种伤害,你和你的亲戚中绝对不会有下岗的人,更不会有退休后无法领到应得的退休工资的老人。 而且,你每一次到随州都是前呼后拥,从崭新的轿车里出来,就进入更加崭新的办公大楼,身边都是各地党和政府领导人,他们把你当成国家受保护的动物大熊猫一 样夹在中间。你大概不知道,你到随州巡视一周,那些围绕你弹官相庆的官员们花费的人民血汗钱足足可以给全随州拿不足退休金的老人发一年的工资。

其实,你真该亲眼看看这些老人,同他们聊一下,或者去看一下他们组织的一些静坐和请愿,如果你能够身临其境,你一定会像温总理一样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的母亲走了,我们会记住她,很多老人走了,他们的子女也会记住他们,可是我很怀疑,历史会记住他们吗?没有任何法律,没有任何政策,没有会议记录,更没 有领导的讲话,当后人回顾的时候,他们会记得在这个奇怪的时代,出现过这么一大批老人吗?——会记得在祖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我们大国正在崛起,在 GDP像气球一样增大,在公务员的工资连续翻番,在政府的高楼越来越雄伟和漂亮,在人民公仆的口袋越来越鼓胀的时候……一大群已经没有力气呼喊和上访的老 人的退休金却因为“改革”以及“没有钱”而被克扣!

俞正声书记,你和你的政府欠我的母亲和很多这样的老人一个解释。

杨恒均2007年8月5日于母亲烧五七之日 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