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低下的谎言: 不能发表的故事(zt)

只能FUCK这个party和这个party统治下的国家。老婆曾问我到时要不要申请美国护照。我自己都惊讶于自己毫不犹豫的回答。老婆自己倒是说，她要暂且留着中国护照，免得将来回去还要签证。

欢迎广为转帖：原帖此进入（浦志强的第十二个搜狐博客）

不能发表的故事

——章仲锷先生仙逝一周年祭

卢跃刚

我相信，一个较长的时段而言，我对章仲锷先生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我的了解。与《中国作家》编辑部其他熟人比较，我跟章先生认识最早。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应该是1984年，我就转弯抹角地通过熟人把我的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转给了章先生。那时，他在《当代》。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的信，一张皱巴老头般的红条格纸，正面密密麻麻记的是牌分，显然是编辑部闲暇时打牌记分顺手抄来的一张废纸，背面是给我的回信。回信没有称谓，没有落款，随手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稿子读了，还不够发表水平，继续努力云云。

八十年代蒙昧初开，文学的神圣，文学功能的泛社会化，文学杂志的稀少，文学青年的汹涌澎湃，一篇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并像圣经一样广泛传颂（如短篇小说《伤痕》、报告文学《人妖之间》），都不是今天或以往所能想象的。

章先生是顶顶有名的大编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传奇人物，那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学事件、重要作品、重要作家与他有关，能在打牌之余赐给我一张亲笔退稿信，算是我的幸运，虽然没头没尾、皱皱巴巴，烟渍水斑里带着几分社会稀缺、时代宠幸的眉目。

说话间过了十年，传说中的章先生我才真正认识。那时，章先生是《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冯牧先生。经过1989年“六四”之后的三年肃杀，《中国作家》稀有地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编辑方针和宽容态度，因此我成了《中国作家》的常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1992—1998年后我先后写作了13部中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了12部，其中在《中国作家》连续发表了5 部。送稿，编稿，改稿，讨论，吃饭，喝酒，在沙滩文化部大院里那幢二层活动板房里极其随意，与《中国作家》混得烂熟。

章先生高高的个儿，蓬乱着头发，脸上皱纹很深，沧桑而不多言，办公室碰见，也就是打个招呼就走人，从未深聊过。初识时我叫他“章老师”，后来熟了，我跟着编辑部的人叫他“老章”。现在，我要叫他“章先生”。

章先生去世，没有人告诉我，可能是不便告诉我。他们知道，章先生生前有一个大郁闷跟我有关，我如果出现，可能很多人的脸面不好看？故事要从《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头条发表我的中篇报告文学《在底层》说起。

1996年冬天，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日子特别难过。“下岗”就是“失业”。“失业”不好听，社会主义怎么会失业？承认了失业，等于是抽自己的嘴巴子，如同蒋介石溃败台湾叫“转进”，红军丢了根据地四处流窜叫“长征”。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要永远保持，咬紧牙关，坚定不移。

这个题一定要破。失业就是失业。问题就是问题。失业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处于绝对的劣势，面临着道义和生活的双重压力。道义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几十年被意识形态宣传鼓吹起来的“主人翁”精神，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下不来，而且中共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是被改革意识形态压着。当时的说法是“腾笼换鸟”，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笼，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鸟，谁敢不支持改革？

但是市场疲软，工厂停工，过冬烧暖气的煤都买不起，“主人翁”们饥寒交迫，去政府请愿要工作要饭吃，早期还给主人翁一点老面子，市长市委书记还要走出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的大门，见见工人，领着失业工人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时候唱这首歌极具荒诞感，像是一首挽歌。英特纳雄耐尔没来，来了个近亲——因特尔网联网时代。

往后就不客气了，警察才不管你什么主不主人翁，市长书记也不出来了，一声令下，该驱散驱散，该抓人抓人。产业工人成了被改革的对象，成了某个主义某种经济的牺牲品，贵族身份永远结束了。主仆关系回归雇佣关系。往后，失业工人围堵政府大门成了时代的常态。那时的工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被改革边缘化，结束贵族地位，堕为城市底层贫民，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第二大边缘群体（第一大被损害的边缘群体是八九亿农民），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远没有吉林通化钢铁厂的工人那么理直气壮，获得广泛的社会道义支持。

你要维权吗？法院不准受理，媒体不准报道。各级工会呢？工会是统治工具的一个部分，它才不会管工人的死活。《在底层》要告诉公众，当下中国城市失业人口已经是3000多万，失业率不是官方公布的自欺欺人的2．8%，而是14．9%，居世界失业率之首，加上农村两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候唱《国际歌》除了荒诞感，也有悲剧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了新的真实，党和政府靠不住，要靠自己。这是向旧时代一出不光彩的谢幕。要不然市长市委书记领着你们唱《国际歌》是什么意思？

《在底层》就是要揭示这种荒诞感和悲剧感，揭示这个时代个人选择的本质：自救。我要告诉产业工人，进而告诉全体国民，过去别人骗我们，我们被骗了，责任在别人，我们也有责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自己骗自己，还想着靠别人——党和政府，靠不住。《在底层》讲了两个城市的变迁，沈阳和重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传统大工业基地，计划经济的宠儿，市场经济的弃儿。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我要在《在底层》里揭示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我打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传统，采取了单元阅读的方法，中国、美国，沈阳、重庆、贵州、北京，历史和今天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被内在的逻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跨时空的立体的全息景观。

其中主要的故事发生在重庆。1992年6月，行业规模全国排行老三的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引起的轰动自不待言。接下来进入破产收购，重庆市海外集团收购了该厂。海外集团名义上是重庆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挂靠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挂靠”也叫“戴红帽子”。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对私营经济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准进行独立的私营工商注册，要注册可以，必须“挂靠”某党或政府部门，某国有企事业单位。

“戴红帽子”的潜台词是很龌龊的，与当时大量引进外资优惠外资相比较，几乎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应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耻辱的一页，为国家抢夺私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衍生出了大量的产权和法律恶果。重庆市海外集团就是一例。

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是集团的真实出资人，集团财产的真正拥有者。但是事态风云变幻，任亚非与统战部派驻企业的代表内讧，任亚非实名揭发统战部官方代表向政府官员行贿受贿，牵涉包括副市长、台办主任在内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诱发重庆市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地震。可笑可恶的是，对检举人任亚非的惩罚远超贪官污吏，以侵占罪、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15年徒刑。不久，对海外集团分文未出的重庆市统战部接管了海外集团，侵吞了海外集团两亿元的资产，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底层》对这起打击行贿受贿举报人，党的部门非法侵吞私人财产的事件有着独家、完整和细节性的揭露，一发表即在重庆引起巨大轰动。其时正值重庆市两会期间，两会代表几乎是人手一份《在底层》复印件。

这是《在底层》捅的第一个马蜂窝。捅的第二个马蜂窝是“六四”。

凑巧的是，《中国作家》当时是双月刊，三月号“六四”前出版，而《在底层》说到了“六四”的内容。这是“六四”发生至今，大陆媒体第一次公开评论“六四 ”。说到这儿，《在底层》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出场了，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萧秧。我公开赞扬了萧秧处理“六四”和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思想、方法和策略。

他处理“六四”的故事很著名。“六四”学潮期间，市委书记萧秧到大学与学生对话，大学生要他表态：学生运动是不是“动乱”。他说，不是“动乱”，但是“乱动”，理由是两条，1、未申请就游行；2、未按规定路线游行。我评论说：“从语义上讲，‘动乱’是一种行动的性质和结果，‘乱动’则是一种行动的不规范状态。不规范，可以约束，可以调整，可以商量，可以沟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决便没有余地了。‘乱动’打破了‘动乱’的刚性语境，增强了不失原则的对话基础。”

过来人大多知道，1989年《人民日报》“4·26社论”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学潮升级、“六四”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89年到今天，稍有理性的人都对“4·26社论”的定性及其恶果有着深刻的质疑和批评。对此，萧秧生前跟我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据我所知，封疆大吏中，不止萧秧一人持此议。这说明，党内高层对“六四”处理的方法和结果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差别是，别人的意见是私下的，萧秧的意见被我公开了。萧秧看了《在底层》后，还说我重庆那段写得不充分。

捅的第三个马蜂窝是中宣部。

党的体系中，中宣部是最怪诞的组织。我就是宣传部出来的人，后来到中国青年报，“中央大报”一干二十多年，深知宣传部的《1984》的意义。中宣部管意识形态，管思想，管理论，管学术，管教育，管新闻媒体；它的怪诞在于，它的全部社会功能是根据政治需要说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压制言论自由，制造虚假历史，粉饰现实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它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毒瘤，人们厌之恶之又莫可奈何之。焦国标一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被天下人共唾弃，却依然在长安街上没羞没臊茁壮矗立。

《在底层》中，我把中宣部视同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普罗克鲁斯特。这个怪物只会说两个英语单词（我发挥的）：YES、NO。他家有个铁床，把人放上去，腿长的砍短，跟床一般齐；腿短的拉长，跟床一般齐。

此说大大得罪了当时的中宣部长丁关根（民间对丁大人的尊讳有解曰：丁关根，履行着思想警察总头目的职责——“盯”住、“关”住、“跟”住。他公开的说法是 “守土有责”）。他开始追杀卢某人和《中国作家》。他在一次会上说，卢某人“不满意中宣部，可以不在中宣部管的报纸干嘛”。赤裸裸地威胁卢某人的生计。

《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党组成员、书记处成员、主席副主席等等都是由中宣部考察提出人选，中组部办手续。 1996年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的一把手是翟泰丰。此公爱在聚会场合演小节目“胡传魁”，就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之前是中宣部副部长。说白了，中宣部直接统治中国作协，当然不会饶了《中国作家》杂志社。

首先是在党的系统内发难。1996年6月6日，四川省纪委致函中国作协党组，云：“贵会主办的《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刊登的报告文学《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第八至第十二节报道了四川省重庆市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其中关于海外公司和任亚非的描述严重失实。此事事关重大，在当地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这是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请贵会党组派人调查，并责成《中国作家》刊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中国作协怎么核实的呢？中国作协办公厅7月1日给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打了个电话“了解情况”，某主任说，第一，“《在底层》一文第8—12节涉及到两个人物，即萧秧(当时重庆市委书记)、任亚非（海外公司总经理）。对萧秧，文中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且按有关规定，宣传省级领导干部应经有关部门审核。据省纪委了解，《在》文未经省委宣传部审核。”第二，“海外公司是挂靠在市委统战部下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几年，任亚非因有贪污、行贿行为，被司法部门起诉、判决。《在》文把海外公司说成是私有制企业，这就使得任亚非的贪污、行贿行为没有了主体，也就等于推翻了司法机关的判决。此事在重庆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代表们呼吁，要查清此事。究竟是司法机关处理错了，还是文中写错了。重庆市委一再要求对此事表态。”

“省纪委的意见和建议：如说任亚非的公司是私营企业，请拿出确凿证据；《中国作家》刊载此文造成不良影响，应在适当的时候再刊载启示加以说明。这样做，对重庆市的工作也有利。”

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张嘴胡说，什么把萧秧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怎么不好？萧秧对破产企业的处理不好，还是六四避免了重庆大乱不好？任亚非是因为贪污、行贿被起诉的吗？中国作协办公厅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出事实判断，只能将省纪委的电话记录原样附上。于是，中国作协两位党组成员陈昌本、施永祥屁滚尿流地在电话记录上签署了意见。

陈昌本指示施永祥：“此事建议等四川省纪委来正式文后，再根据纪委的要求，认真处理。”施永祥又指示中国作协办公厅按照陈昌本的指示办，协助《中国作家》处理“《在底层》事件”，并把处理结果“及时报告昌本”。

请注意，这是中国作协唯一一次对“《在底层》事件”的正式调查。不过，这不像调查，更像是向地方党委下跪，谢罪候旨。可能读者会觉得怪异，中国作家协会是直属于中宣部领导的正部级单位，却要向四川省纪委——一个副部级单位下矮桩子，什么体统？

四川省纪委的运作很厉害。他们向中纪委呈送了专件，说卢某人的《在底层》为任亚非翻案，而该案是1994年四川省纪委牵头，省委工作组直接领导下查处的。而且卢某人在重庆市两会期间到重庆活动，扬言要写文章为任亚非翻案。材料结尾，省纪委的刀笔吏狠下杀手，说当天下午有人在解放碑散发为“六四”翻案的传单。这是挑逗当局“六四”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致卢某人于死地。

不过，省纪委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他们反对写萧秧，可是处理重庆任亚非案所牵涉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贪污受贿的四川省委工作组组长恰恰是省长萧秧，而萧秧多次向作者披露过案件的内情和处理过程中的苦衷。其中最大的苦衷是，重庆这场政治大地震动摇的很多人物，是他离任重庆市委书记前的安排，他要权衡政治厉害。任亚非被判刑，实际是他权衡的结果。只不过我发表《在底层》的时候，1996年四川两会期间，中央突然把萧秧撵下了台。有人分析，这是中央的削藩行动之一。当时有三大强藩，北京的陈希同，广东的谢非，四川的萧秧，不大听招呼，一一扳倒。陈希同最惨，被送进了监狱。

中纪委很高层次转发了省纪委的告状信。当时主管中纪委的中央常委也签署了意见，并转给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常委意见相当中性且有分寸。遵照团中央书记的指示，报社党组派人跟我谈话，了解情况。我强调，《在底层》写作是非职务行为，如有问题当由本人和发表文章的杂志负责，与报社无关。

报社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一篇检查交上去蒙混过关？报社告诉我，丁关根很重视这件事，几乎每天都盯着团中央了解处理结果。我不同意。我说“六四”清查，人人过关，其中因我写广场“民主之神”的报道要我检查，我都坚决拒绝，何况现在这桩与报社无关的事情呢？要我写可以，我可以写一个“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写好交上去，报社一看乐了，说，“你这哪像检查，是篇控诉信嘛！不行不行。”我问：“那怎么写？”说：“团中央问题不大，主要是丁关根盯得紧。怎么着也要给中宣部说两句软话。”“怎么说？”“你就说中宣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文学创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按这个调子写？”“就按这个调子写。”

我回去写了，又交上去。报社一看又乐了：“这不是讽刺挖苦吗？算了算了。我代表报社写个东西吧。”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检查也好，说明也好，怎么诌，怎么哄，只要我没写，就跟我没关系。报社这位领导，是报社写检讨专业户，报社给各级的大小检讨他几乎一人包圆了，练得一身写检讨的好功夫。以我在新闻界厮混二十多年的见识，写检讨水平超过他的，北京新闻界两三人？我看都未必。

他教我的写检讨真经，好多都忘了，只记得一条：态度要假装端正，思想认识要假装极其深刻。我理解是八个字：深刻认识，坚决不改。当好一家大报社总编辑的要诀，我总结了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发稿子，就是敏锐、决断，敢于发表重大、敏感的稿件；担责任，就是出了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当然，担责任要会担责任，其中包括要把检讨写的炉火纯青，否则无法保护自己，保护记者，保护队伍。

话说远了，再折回来。“《在底层》事件”，《中国作家》可没那么轻松。在中国作协的压力下，《中国作家》要求我写一个《在底层》采访写作过程的说明。

我写了“关于报告文学《在底层》的几点说明”：

一、报告文学《在底层》是我“自救年代”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这部作品是我1994年底至1996年初调查采访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沈阳和重庆的基本情况、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成果。文中所涉及情况和证据都经过了较为详尽的采访与核实。即如此，仍有笔误例如原海外集团总经理朱家琪判刑两年，误为“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朱家琪原单位为监察局，而不是“司法局”。其他重要事实和基本判断，作者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

二、“自救年代”是作者对处于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和把握，着眼于社会现实、社会变化、社会反省和社会进步。把重庆“任亚非案” 作为主要素材的“在底层”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任亚非案”是个冤案。任亚非举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并涉及几十名处以上干部，受贿，已经中纪委和省纪委查实，相关人员被从轻发落，而举报人任亚非却因此而罹难。涉及此案的重庆市主要负责人不回避，还亲自督办此案，难道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对这种局面因为早有预测，才有任将关键材料和主要证据录音收藏的准备。其二，四川省纪委也非常清楚，要定任亚非的罪，把举报人任亚非置于死地的要害，是海外集团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已在作品中有详细叙述。

三、省纪委提出《在底层》“严重失实”，请拿出证据来！蹊跷的是，对报告文学提出质疑并进行大肆攻击的不是“当事者”——重庆市，而是与此案毫不相干的省纪委。省纪委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亚非案”1994年便由市检察院办理，任亚非本人是个体户，从法理上讲，从管理的功能讲，省纪委根本没有资格就“ 任亚非案”和所写重庆的人物、事件发言。它最有权发言的恰恰是重庆市主要领导人贪赃枉法、后来又怎样蒙混过关的！

四、重庆市主要领导人打击举报人，操纵司法并直接干预“任亚非案”我本人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今年5月底，我在重庆与新任书记张德林专门派到宾馆看望我的市委副书记滕久明、市中院二审法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亚非案”的领导）、任亚非的律师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在此之前，我分别与原四川省省长萧秧、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交换过意见，还与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五、我与滕久明副书记交换意见，并请他转告张德林书记，关于重庆问题，我的写作留够了余地，这基于两点考虑：1、为重庆市公正处理“任亚非案”留够余地；2、准备重庆方面的诘难，我将保留继续披露其内幕的权利。

六、报告文学，命运多舛。报告文学的要害是事实，在搞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和组织措施都可能是轻率和不明智的，都可能陷入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报告文学涉及事实部分，当属司法管辖。一般的情形，事实问题都可以司法解决。

卢跃刚1996、7、15

我的“六点说明”交给了章仲锷先生。冯牧先生去世后，陈荒煤先生继任，章先生仍是常务副主编。陈荒煤先生年老多病，不来上班，日常编务由章先生管，也就是执行主编的角色。《中国作家》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任主编。“《在底层》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荒煤先生正生病医院，很是担心事态的恶化，来人便问。

我的态度强硬，传达了六层意思：1、闻过则喜，有错就改；2、重庆市和省纪委故意混淆重庆市海外集团“红帽子”企业的真实性质，打击报复贪污腐败的举报人，侵吞任亚非私人资产；3、省纪委去查办“任亚非案”并追杀本质上的私营企业家，追杀揭露此案的作家，行为蹊跷，涉嫌违规违法；4、《在底层》发表后，作者去重庆的行动是公开透明的，与四川省和重庆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高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有广泛接触、交流，希望公正对待任亚非；5、除了《在底层》已经披露的材料，我还有更重要更爆炸的证据；6、不要把“《在底层》事件”政治化，事实部分，司法来管，轮不上省纪委、中纪委、中宣部、团中央、中国作协来管。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底层》发表当月我要去重庆。这有悖常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一般来讲，文章发表后再去事件发生地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但是我必须去。我在北京通过确切的渠道了解到，二审法院可能会维持一审法院对任亚非的重刑判决；而一审时，早期曾经讨论过判任亚非死刑，我判断是贪官污吏们要杀人灭口，即与四川省和重庆市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跟他们讨论，紧紧地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1、重庆市海外集团是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红帽子”企业，是国家制度性地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后果，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2、任亚非是重庆市官场贪污腐败的实名举报人，举报事实确凿，涉案官员已经查办，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省纪委参与，运用司法打击举报人，是极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只手查办腐败官员，一只手惩治实名举报人，这情景太荒唐了！

应该说，我前期与四川、重庆高层和司法界的接触行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任亚非的量刑。但是，任亚非难逃一劫。他没罪有错。他最大的错就是搅局，让省市两级官场难堪。惩罚他有两个效用，一是出口恶气，二是杀鸡给猴看，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告状。这个心态来动员司法，不可能不制造冤案。

《在底层》涉及重庆故事的篇幅不到两万五千字，1994年开始，持续两年跟踪采访，内容够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还不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他也多次道歉，说他当时听信一面之词，对“任亚非案”的处理有失公正。道歉没用，任亚非判了十五年监禁，关在了监狱里，财产也被抢夺了，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听说，一晃十五年，至今任亚非还在上访追财产。追的回来不，鬼才知道。

递交了“六点说明”，言犹未尽，一鼓作气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和原则立场：

翟泰丰同志并作家协会党组：

我是报告文学《在底层》的作者。

《中国作家》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作协党组7月9日的会议纪要精神。我给杂志社写了关于该报告文学的“六点说明”，并请章仲锷同志转交作协党组，供作协党组在做出处理意见时参考。对的，我坚持；错的，我认账。想必作协党组诸负责同志已经看到了。送上“六点说明”后，我仍觉言犹未尽，不吐不快，算是我对“六点说明”的进一步说明吧。

《在底层》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是指这篇报告文学展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揭露了一些贪官污吏践踏法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引起强烈回应，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意料之外，是指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重庆市没有只言片语，而是由与报告文学内容毫不相干的四川省纪委出面干预，作协党组仅依据没有资格发言的省纪委一面之辞，便断定“严重失实”。

据我了解，省纪委发难完全是重庆市涉及受贿案的领导运作指挥的结果，却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中纪委转摘四川省纪委“简报”时说，《在底层》“杜撰了沈阳、重庆……的事实”。请问，你四川、重庆怎么能知道作者写的沈阳及其他地区的内容是“杜撰”呢？说文章“严重失实”，为什么不指出主要失实之处呢？要作者提供证据，作者不是都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了吗？当然，作者不仅要对自己所写的全部内容负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报告文学涉及的重庆问题，我并没有展开写。我曾与重庆市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交换意见时说过，我给诸公留够了余地。重庆市那些当事人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重庆市为什么不敢出来论辩、发难，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屁股上有屎！

作协党组“纪要”是7月9日，这时我正在陕西农村采访。作协党组在不与作者见面、不向作者调查核实报告文学内容和背景，只凭着省纪委单方面提供的情况，便匆匆忙忙地对报告文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定性，显然是不理智和欠考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敢企望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能对作家的权利有更多的保护，只是希望能与作者见面，调查了解清楚情况后再作决定。这种愿望不算过分吧？

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证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文献的文体。作家选用报告文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要承担比其他文学载体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改行、报告文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然而，报告文学也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多让读者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让这个社会多讲一些真话，多讲些实话，真切地记录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真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推动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我想，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准备为这种权利和责任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作协党组的一些结论和措施，显然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是“讲政治”，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字眼。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讲政治”的理解和看法。我认为，讲政治，首先要“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讲政治”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文学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否则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的“ 空头政治”，就会出现十年浩劫、1957反右时的思想禁锢。“讲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全民族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兴起，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看，它是新闻媒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张。报告文学与新闻遵循着一个同样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情节细节的真实。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都有同感。报告文学作家在“真实”、“讲真话”、“讲实话”这条道路上行走，有着数不清的痛苦、孤独与哀伤，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喜悦和欢乐。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协的理解和支持，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真切的期盼，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自身面临的许多实践与理论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决。

作家协会给会员的文学作品下结论，却不给会员当面申诉的机会，在重大问题上偏听一方意见，对作品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作者太不公平，也难以服众。

匆匆走笔，言不尽意，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但是我想，党组诸同志应该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吧？

卢跃刚1996、8、2

现在看来，翟泰丰称谓后面的“同志”俩字应该去掉，本来很庄重的字眼，已经庸俗化、程式化。当然，我也压根儿没有把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上任以后突击入会当上副主席、代表党管理、监督、驱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后来得了严重的“《在底层》病”（其病的症状是，中国作协机关的朋友告诉我，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翟泰丰毫无节制，大会小会只要是逢会就痛批《在底层》，说“多来些《苍天在上》这样的好作品，少来些《在底层》这样的坏作品”！几近癫狂）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当作“同志”。我没有与之“同志”的福分。

这封信我特别针对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讲政治”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封信也是通过章先生转交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转到。你不要有压力。没什么。”拿着信，飘然走了。

此时他正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底层》是他终审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先生。稿件编辑过程中，萧立军建议删去中宣部部分和“六四”部分，我坚持。我说，中宣部有什么不能批评的？“六四”已经过去七年了，还不能说两句话讨论一下？而且话虽挖苦，但是温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服了萧立军，萧立军是不是说服了章先生或怎么说服了章先生，我不清楚，总之文章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其实惹大麻烦的不是重庆“任亚非案”，而是公开讽刺中宣部，公开议论“六四”。1949年以来，中宣部的九五之尊一般人正眼都不敢多看，老虎尾巴从来就没有被摸过。这回被摸了一下，于是虎啸山林，要扑过来吃人。所以私下里，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给《在底层》的定性很严重。

“六四”问题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楚，更是当局一块最大的心病。《中国作家》公开议论“六四”，质疑当局“六四”的处理方法，在大陆尚属首次。

7月9日，在翟泰丰的主持下召开了1996年第十次中国作协党组会，以党组的名义给《在底层》定性：“内容失实，表现手法旁敲侧击，政治倾向有错误。”并做出了五条决定：1、成立书刊领导小组，陈昌本为组长，郑伯农、陈建功为副组长，所属书刊社重点作品、重要文章都要提前送审；2、召开所属报刊社总编辑、主编通气学习会，以《在底层》为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责成《中国作家》主要负责人对《在底层》问题作深刻检查，视认识程度做出处理；4、健全所属报刊社主要领导一月一次的通气制度；5、健全所属报刊社的审读制度；6、向四川省纪委通报中国作协党组对《在底层》的处理情况，并以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

“政治倾向有错误”是很严重的指控，退回四十年，我肯定被流放到北大荒了；退回七年，肯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中国作协所属的报刊社老总们惨了，据说被党组集中学习了三天，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在底层》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在底层》六七万字，憋泡尿的功夫就读完了，怎么会集中学习三天？有与会者告诉我，会上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讲政治”的英明论断，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查遗补漏。会上一定有不少老总暗地里骂：“卢跃刚这家伙混蛋，本来有不少漏网之鱼，这回又被捞回来了。”

荣幸啊，这是卢某人的作品第一次跟邓小平、江泽民的伟大著作和指示煮在了一个锅里，来了个“乱炖”。

迫于压力，《中国作家》9月底发表了致歉启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哀。章先生说：“你也可以辩护。发表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转到作协。当然，你也可以控告《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不忍控告《中国作家》。“道歉启事”一定是中国作协的压迫和最终审定发出的。前面说过，《中国作家》是“六四”后普遍犬儒的氛围下，罕见地坚守文学良心，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大型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我都视为同道，即使他们鼓励我，用控告《中国作家》侵权的方式控诉中国作协、中宣部，我也不会那么做。不管怎么样，起诉都会伤及《中国作家》，伤及章先生等负责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关呢。不过，我会留下一个正式的抗议文本备案。两个月后，我向章先生递交了《我的辩护》：

《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看到了贵刊1996年第六期发表的“关于第三期刊载《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的重要启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收到四川省纪委的公函，在没有与作者见面或对《在底层》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进行复核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文章失实，并责成贵刊进行“认真检查”，严重违反了处理此类事件应该遵循的程序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深表遗憾。贵刊在发表“重要启事”前，省略了与作者见面磋商的程序，并在社会上给作者带来了负面影响，亦在此表示遗憾。

四川省纪委在给中国作协党组的函中说，《在底层》“涉及重庆市海外公司任亚非一案的内容失实，造成不良后果”。我必须说明的是，任亚非一案发生在重庆，且已进入司法程序，《在》文发表时，已有明确的司法结论，有资格对《在》文提出异议的主要是重庆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四川省纪委没有资格对《在》文说三道四。再者，任亚非本人不是党员，不属党的纪检部门管辖。第三，省纪委前期介入过案件，但主要查的是任亚非举报的重庆市的贪官污吏。四川省赴重庆处理案件的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长萧秧同志。萧秧同志证实，任亚非所举报的主要事实无误。任亚非后来锒铛入狱，作者认为有明显的打击报复嫌疑。

不做调查，贸然认定一个没有资格的部门所做出的反应，这难道是慎重的吗？

我是《中国作家》的老作者，在与《中国作家》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对许多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编辑部和我都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写作前充分交流想法，写完后认真推敲文字，绝不敢有大的虚妄。真实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问题，在做出某种判断前，完全可以先找作者来谈谈，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权利要求作协保护作家的创作，尊重作家的劳动和人格。不做认真调查研究，单方面听取意见，屈从权力威慑，进行“黑匣子”操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启事”说“该文介入地方法院已作判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的案件，为被判罪的任亚非开脱。”这实在是个缺乏常识的说法。其一，法院和媒体都有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司法是否公正，当在舆论监督之列。法院判了，舆论便不能过问？就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是谁家的规矩！其二，判定罪与非罪，严格地讲，不是依据某个司法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决定，而是最终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发生差谬的案件亦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制度是有诸多不完善的，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任亚非案便有诸多不正常之处。再说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冤假错案少了吗？对此，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简单地下结论，如果要下结论，推翻文章的某些事实和判断，必须提出证据，否则就是对作家的名义侵权。

我请求，将我的辩护在贵刊发表，以维护和尊重作家起码的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报告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颂

编安

卢跃刚1996、12、28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十四年前我对中国作协这个组织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作家之家”只是一厢情愿，一个幌子，只是主旋律导引下的名利场的奴性反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章先生的“正局级”待遇因“《在底层》事件”而搁浅。章先生一共检讨了五次才过关。章先生的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章先生临终前，在一个本子上反复写两个名字：丁关根，卢跃刚。说明这两个名字对他伤痛之深。说到这儿，我的内心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事儿会让我的内心永远耿耿于怀。我告诉章夫人，我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十三年了，这事儿一直郁闷在我的心里。我不敢保证，故事写出来后能公开发表，但我会非常真实非常完整地写出来，以告慰章先生在天之灵。

2009、8、25于北京双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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