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November 23, 2011

临沂离北京有多远?zt

临沂离北京有多远?

[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在中国山东临沂市有一个村子,任何陌生人从此经过都会遭到严格盘查,骚扰 阻挠,甚至殴打关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验证,屡试不爽。新华社所属《国家财经周刊》记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该村,在路口就被拦截,然后 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抓进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不知何处的屋子里,关押殴打和抢劫,非法拘禁约20个小时,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的理由将他遣送回原籍。两周以后,他被所在媒体解除工作关系。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律师。他曾经帮助残疾人讨回法律规定但 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的减免税费,帮助村民减除不该负担的土地承包费,还揭发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中的野蛮行径,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入狱 四年。刑满释放之后,即便在构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当回归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监狱看得更紧。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数以百计 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殴打和抢劫,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前来探访他。为此,从他家到附近国道路口,常年都有数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人 权,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说,这是只会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较落后,官员 比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员也会觉得临沂给共 产党和中国抹黑,只要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事,特别是让主张公平正义的温家宝总理知道这事,一个批示就可能解救陈光诚。

我不怀疑通过舆论的压力,有可能让中央领导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这是社会 抗议的结果,而不是山东临沂的作为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事实上陈光诚事件早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北京有关方面并非毫不知情。如果临沂真是一个例外,那么新 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在遭到野蛮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回到北京之后,应该得到同事、领导以及更上级机构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实上,尽管石玉声明这 是个人行为,所属媒体还是受到压力,让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说明,陈光诚律师在山东临沂的遭遇,是一个系统性反应的结果。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 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 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临沂当局收买曾受惠于陈光诚抗争的本人地充当打手,并给予他们公开抢劫路 人财物的机会,这对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这样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公开的非法监禁,相当部分都 发生在标榜文明的大城市里。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窑及关押陈光诚的临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监禁更加严厉,也更加令人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公然挑衅性地前往探访。 假如发生这样的探访,谁也不敢保证探访者不会遭到相同甚至更惨的报复。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陈光诚的声援,不仅仅是一种路见不平的同情,而且是 对危及己身的系统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但是,毫无疑问地,这些报复也增加了系统运作的成本,最终会导致其破 产。

同理,这些抗争也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改变。近年来由于媒体市场化及 媒体人的坚持,也由于整个社会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像石玉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记者往往还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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