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读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有感
王康
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我相信法国感谢我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如同萨哈罗夫：为了俄国的精神出路，必须铲除使人虚伪和虚与委蛇隐瞒 自己真实观点的环境，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思想自由和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对信仰的迫害……，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荡之中，维护生命的唯一保障是人的信仰 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现在，轮到中国来体现自己的信仰自由、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了。
跃刚的公开信应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特别缺乏个人独立自由地表达对人生、社会，尤其对精神道德世界的主张。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自觉，没有在此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担当，中国将要么停留在沙聚之邦的封闭世界中，要么沦为拒斥文明自由和人性的野蛮帝国。
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运动是使人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那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那种“自愿接受”监护的状 态，在伟大的康德看来，并不是由于缺乏才智，而是由于缺乏在没有权威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康德的口号是：勇敢地成为智者吧！ （Saperearde！）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
事情很清楚，时下中国的智者们，对“国情”、“社情民意”、“全球化”等的了解，早已远远超出康德、爱因斯坦、恰达耶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是这些聪明 识时务顺应潮流的衮衮俊杰诸公，却远离中国最基本的真实，罔顾中国的危机和凶象。一个象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和生命共同体，决不可能仅仅依靠金钱、更不可能 仗恃专制而通向真理、公义和幸福。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 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未来。
对我们而言，采取还是不采取可能甚至肯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独立而大胆地运用智慧的人生立场，还取决于对社会状态的感受和对国家前途的期待。大体而 言，中国已经出现两种评价标准和结论。一种自然属于官方及其全部舆论工具（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自我宣传、美化，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崛起”、“盛 世”、“优越性”、“独好”；另一种并非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反，但它拒不承认一个摒弃了善恶是非、正义、谦卑、感恩、敬畏、慈悲、怜悯等人类深度本性和文明 公理的社会，会拥有光明的未来。相反，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巨大的物质膨胀和经济扩张与精神、道德、伦理、思想、灵魂世界的严重失衡和悖反。专制空前 “成功”、国家权力空前强大，青年一代几乎悉数被金钱、欲望和虚无主义征服，民族主义越益呈现出虚骄、狂妄、排外、目空一切、巨大历史非理性……与此同 时，杨佳案、三鹿奶粉、矿难乃至汶川地震，可谓人之自暴，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八十年前，一场“大萧条”导致苏俄走向斯大林主义，东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崛起，十年后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值此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国何去何从，不仅攸关此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而且涉及世界祸福。中国能不怵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没有万全之策，中国的事连上帝都头痛。只能反求诸己。
跃刚为中国开了一个新头。他拒绝来自国家性质和官方审批的荣誉，这对中国知识界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犬儒主义是一次干脆而稀罕的鄙弃。
跃刚公开、鲜明地表明自己“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不愿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参加‘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 来说有诸多好处”。径直告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不能参加这个评选”。我们实在久违了这种“直道”。跃刚和我所存活的这个“新中国”正在迎来它的六十 周年本年命。每一个国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特殊年头。跃刚此文，也许没有《零八宪章》那种作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本的影响和意义，但作为2009年早春 二月间的一封公开信，它给长怀“不忍之心”忧国感时的人们的启示，却别有一番滋味。跃刚有幸，互联网轻而易举地将绝迹了六十年的大丈夫精神传遍世界。
跃刚此文，反复提及几个名字：刘宾雁、苏晓康，赵紫阳，尤其刘宾雁。我个人深受宾雁先生之惠，读之热于衷肠而心有戚戚焉。离开刘宾雁，中国三十年报 告文学的历史还能真实、客观、完整地陈述吗，离开了“头马”的竞赛还有什么意义吗？尘封了曾经给人以温暖、鼓舞和希望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 《千秋功罪》、《神圣忧思录》，斩伐了由于长久思想管制、精神压抑而归于急躁、激进却轰动和刺激了亿万国人的《河殇》，“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 体风暴的参予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理智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旨在斯言，跃刚不参予精神灭绝，断然而立，宾雁先生 天上有知当大慰。
离开了曾贵为国家总理和执政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还能进行吗？跃刚并非政治中人，但中国既然政治凌驾一切，他与我们就不能置身 “政治”之外。而由一名作家来证伪最高统治阶层的荒唐缺失与全社会的遗忘，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我们离“和谐”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真正关心的只在公义与真理，从不是觊觎任何权位。一切权力中人是否也该有所触动有所反省呢？
无待他求，这正是一种纯正的中国士人精神，慎终追远，存亡继绝，守先待后。重提，反复提及刘宾雁、赵紫阳，并非时髦。道成肉身，刘、赵的精神、作 品、事业仍然存活，仍然是中国的大忌，更是中国高尚精神的象征。此中风险忧患，正是跃刚为先贤托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最特别、最珍贵的贵 族精神。顺便说一句，刘再复先生不久前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礼赞东西方贵族精神，我真有一种久违的感慨。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贵族精神的核心，乃是独 立地求道、卫道与传道。贵族精神并不只是痞子流氓精神的对立面，而是充实、光辉、自洽，无待于外的守持与担当。高等贵族精神则接近殉道者和圣徒，苍茫寂 寥，移世独立。唯如此，才能推己及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想起了余秋雨，这名在“文明的碎片”里“千年一叹”的散文家，二十年来荣居帝国“大师”之列，透 显当代江南才俊八面风来六合声闻的风采。在那封“泪书”中，他自愿（但愿仅仅是“自愿”）降低身段，公开训诫在地震中丧子失女的父母们不要“横生枝节”， 以免给“国外反华敌对势”力以“口实”，读之令人愕然。有研究当代中国作家文人者，把卢跃刚、刘再复和余秋雨的行状文字略作比较，庶几可写一篇新《性格组 合论》。
面临各种荣誉，人们的态度千差万别，我行我素，咎由自取本无可厚非。当年萨特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声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这名准斯 大林－毛泽东哲学家却在天安门城楼向独裁者鞠躬。索尔仁尼琴拒绝叶利钦的“圣安德烈奖”，却接受了普京的“最高国家奖”，两者都源于他的“俄罗斯情结”。 近二十名男女因各种缘故拒领诺贝尔和平奖。跃刚拒绝参加一次报告文学评选活动，并不构成文学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这是一次特殊的精神拒绝和道德升华。 跃刚宣告：恕不“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式的配合，‘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记者的特殊感 受，特殊直觉，特殊情绪。它幼稚得像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成人世界的世故卑污阴暗无趣而拒绝接受面前的脏物，它对斯世斯国功成名就弥漫洋溢的乡愿哲学太不给 面子，它让那些人性练达世得洞明的名流、专家、权威、大师何其惋惜而欲开导之规劝之惩诫之，却如春雷春风掠过天庭地面人心。
萧伯纳、威尔斯、罗素曾奉行“费边主义”，甘地、托尔斯泰、马金•路德•金坚持“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中国则“百代皆行秦政制”，作鹰犬， 作喉舌，作耳目，不知天下羞耻事，文人墨客沦为精神宦奴，实在是东方最惨不忍睹的史迹，佛陀、阎王在世也无可如何。跃刚的人生选择简约明确，我个人认为将 来可选为中学语文和公民读本的范文，甚或列为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卷头语：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 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俄国文学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怕乌斯托夫斯基，老派的诗人和文学绅士。1979年苏联新斯大林分子趁老暴君诞辰100周年企图 复辟倒退的历史关头，帕氏慨然签名，与萨哈罗夫、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等世界闻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起……。我们的跃刚已经多次用他自己的方 式、言辞和文体，显示了他自己的“纲领”，使我们受益不浅。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跃刚还很年轻，拥有众多友人。他的路还长，我衷心感谢并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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