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隽·
读了柳颐衡先生在香港杂志《纵横》 第六期（２０１０年）上的文章《评秦晓的普世价值观》，有些不同意见，希望说出来就教于柳先生和各位读者。
一、什么是意识 形态化的政治制度？
中国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先生在《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的讲话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 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中国模式”违反“普世价值”，因此，必须“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 合法性的基础”，而“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他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 提启蒙的主题”。
对此，柳颐衡先生批判说“笼统地说去意识或去意识形态化，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去意识 形态是不可能的”，“秦晓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混淆两个不 同概念的不是秦晓，而是柳颐衡先生。秦晓说的明明是“去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去意识”。后者是柳先生捏出来与秦晓的主题混淆，然后铺张演绎，证明“任何时 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命题，以作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这一关键命题的反驳，是找错了靶 子。
什么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只有在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下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占统治地位 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假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识形态化，那么对于成千成万的右派知识分子提的意见和对他们的处理，就必须通过法律（那怕是共产 党的法律）的处理；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以及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成千成万的党的干部的定罪和量刑，需要通过国务院 司法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起诉，弹劾，审判，辩护程序来判决。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说明，即使毛泽东思想是当时社会的统治意识，但是如果这种意识 没有制度化，即没有取代法律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则许多悲剧可以避免，或缓解。可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化了，国家公器不是服务于人民而是服 务于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 之；所以千百万的右派分子，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干部都被这种意识形态当作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冲掉了；所以三自一包就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所以砍三面红旗就是不 赦之罪，所以是否支持毛主席的大跃进就是立场问题而不是饿死千万人的问题；所以是否执行毛主席的小株密植政策就是立场问题而不是农业收成问题，收不到稻子 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毛泽东时代已成过去，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不 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了？我们的经济不是连续二十年以两位数字增长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呢？
中国之所以有连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原因正在于背叛了毛泽东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说三自一包是资本主义，邓小平说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 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这是懒汉主义，坚决砍倒了人民公社。意识形态退一步，国民经济翻一番。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进步，得益于以邓小平 为先驱的历届中央领导的务实政策，和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执政方针。至于国家制度，则基本上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框架（当然有些进步）。
鉴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曾经考虑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当时提出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措施，比 如党政分家，司法独立，基层民主选举等等。这些改革部分地反映在１９８４年的宪法中。这部宪法是在邓小平，叶剑英，彭真，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 制定的。可就是这部宪法中的重要内容也慢慢徒有具文，名不副实了。比如说，言论与新闻自由，大家都知道现状，连总理的讲话都要受到中宣部的钳制和过滤。作 为立法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本来应该由公民直接选举，可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是由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统战部指定的。指定的标准当然是听话。许多代 表根本不懂法律，也没有立法意识和提案能力。人大和政协成了怀柔机构和明星劳模的荣誉台。司法独立也是表面的，只要看看重庆打黑的例子就可以豹窥全国。至 于基层选举，试行了几十年，也没有跨过乡镇一级的直选。所以，可以说１９８４年宪法中的民主改革内容基本上束之高阁，形存实亡。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基本上 还是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
二、民主普世价值是治理当前中国社会弊病的迫切需要
中国持续了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也使有些同胞认为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而具有制衡机制的民主制度和强调民权与言论自由的新闻监督 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他们担心一旦对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就将使经济增长停顿，使社会陷于不稳定。这些同胞没有看到威胁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两个重大社会问 题：其一是腐败贪污已经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二是两极分化已经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持久原因。
世人比较注意贪污成亿 的，可以拍成电影的贪腐大案，我却更忧虑那些贪污不过几万的，小得够不上立案资格的社会性的贪污。我认识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出国之前在某市靠为夜总会护场 子为生，收入颇丰。他每年年终要给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送红包，否则第二年就没法做。一个红包最低十五万，每年送红包的钱大约三百万。我还有一个远亲，花了几 万块钱买了村内一块地皮建房子。这些钱和计划生育的罚款也就成了村干部们的工资外收入。这两个例子说明贪腐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有了这种土 壤，就有了培养大贪的后备军训练基地，那末产生像成克杰文强这样的大贪也就是自然的事了。这正如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水平高，就是因为许多里弄向阳院都有简 陋的水泥乒乓球台培养大量的乒乓后备军。
贪污腐败已经危及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已是朝野和党内外的共识。你们只 要拿每年因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国防开支教育经费一比较，就知道贪腐不除，经济发展迟早要停止甚至倒退。所以，希望维持现状，拒绝政 治改革，坐等经济不停地增长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
如何根治腐败？许多同胞还是寄希望于人治而不是法治。一靠领导表率 教育；二靠青天大人。表率和教育的力量无论如何敌不过金钱和美女的诱惑力。至于青天大人，以前有个朱熔基，扬言准备一百口棺材，９９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 己。现在有个薄熙来，其虎头铡抬不出重庆府，就是在重庆打老虎也是被逼无奈。一个国家的总理和封疆大吏，为了反贪，居然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执法，这还不是制 度问题吗？这种情形只有在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才会存在。在采用了具有制衡机制的先进政治制度的国家，像成克杰和文强这样的人很难成气候，因为他们早就被媒 体和议员们挖出来了。民主制度的制衡和媒体的监督，是根治腐败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据２００６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官僚特权阶层的年 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８到２５倍，是当地农民收入的２５到８５倍。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０.４％的人口掌握了７０％的财富；相比之下，实行 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的“最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美国的两极分化相形见拙：美国５％的富人掌握了美国６０％的财富。美国总统的年薪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收入 的三倍，相当于贫困线收入的十倍。至于中国的特权为高官子女带来的受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两极分化，就无法用金钱统计了。
经济上的差别如此，人权上也有两极分化。当了官可以有几十个二奶情妇，多处金屋藏娇，左拥蔡姬，右抱陈女，玩姐妹花。可以到澳门豪赌，可以雇打手杀手。 衙内撞死人可以扬长而去，扔下一句“我爸爸是李刚”。老百姓呢？他们没有议员（人大代表）律师和媒体的保护，只好上京告状。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钟家，为县 长带领的撤迁队所逼举家自焚，一死三伤。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机场，把两姐妹堵在女厕。温家宝喊出普世价值和人的尊严，胡锦 涛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江泽民倡导以德治国，良有以也！正是因为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有义愤！
这些社会问题成了 与日俱增的群体性事件的不竭源泉。不消除两极分化，不确立人的基本尊严，就不可能消除群体性事件。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两极分化的根源，消除蔑视人权的意识 形态，群体性事件将不断增加，量变到质变是势所必然。所谓怨不在大，可畏为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人到了愿意举家自焚的田地，离水泊梁山的路也就不远 了。要消除两极分化，确立人的尊严，只有诉诸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
除了贪污腐化和两极分化两个社会问题以外，决定民 主改革紧迫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军内逐渐滋生的军国主义倾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现 实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这也就滋生了军内一些少壮派的军国主义。最近媒体上流传的一位大校戴旭的言论，就代表了这种倾向。这些人抄起文化革命时候的仇视 西方仇视美国的理论武器，鼓吹全世界同归于尽的核战争。就像玛雅星象学家警告人们２０１２年世界要毁灭一样，他们预言列强不久必定会再次联合起来围剿中 国，所以必须对他们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他们讥讽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反对中国以对话和合作为主导的和平外交以及和平发展的国策，提倡军国主义的国民 教育。这些人的穷兵黩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朱成虎将军宣称“中国人民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准备”。中国人民做好了这种 准备吗？您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人民了？中国有向人民征求意见的传统和民意测验机构吗？这些爱国的骁将完全忘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训，像石光荣一样，不 打仗就手痒，就精神萎靡，哪怕玩玩爆竹也好。他们到处挥舞孙子兵法吓人，其实连孙子兵法的第一章都没有读懂，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一无所知。他们令世界震惊的战争呐喊已经不仅是冷战思维，而是热战动员。这些将军们愿意为国赴死的爱 国精神大概不容置疑，但葬送了德国和日本命运的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军国主义精神。殷鉴不远，国人不可不警惕。
令人担 忧的是，本来应该属于立法机构的宣战和媾和的宪法权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机构。在核时代，对于核按钮没有任何 制度性的制约，不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吗？我们现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制度性制约吗？没有。我们靠的是领导人的仁慈和明智，谢天谢 地，暂时还没有出问题。一旦在未来某个时候国策和核按钮操纵在服膺军国主义的少壮派手中，真是不堪设想。我们现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属于“东方传统文 化”是秘密的，白帝托孤式的，绿林山头的落后制度。没有差额候选人的“选举”，不是选举而是服从和效忠。没有无记名投票权的“选举机构”只是橡皮图章。尽 快地改变这种政权交接制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命运，因而决定了民主改革的迫切性。
三、所谓《全盘西 化》
由此可见，中国朝野对于民主改革的呼声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完全是出于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没有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就要停滞甚至夭折；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社会病态就会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直至不可收拾；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没有政治改 革，就没有对军国主义倾向的制约，以官僚资本和特权利益为中心的富国强兵就很可能会重蹈日本明治维新“和魂洋才”的复辙。中国人民对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的 追求，和某些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和行径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保守的理论家们在这里又一次使用混淆概念的老把 戏，把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要求说成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把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等同于基督教宗教文化甚至牛仔裤，可口可乐和好莱 坞电影，混淆视听。柳颐衡先生明确表示“回归普世价值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他们避而不谈中国当前现实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也提不出任何根据“中国传统价 值”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无宁说，他们对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兴趣不如对维护特权现状的兴趣。柳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 识形态，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可是您能说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吗？您能证明这些 东西是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吗？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有过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权利？至于历史的选择，满清政府是不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国是不是历史的 选择？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公社制度和中央文革制度是不是历史的选择？如果因为某种制度或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认为它是应当维 护的“历史选择”，那还要什么改革开放，还要什么市场经济？这种以现状为历史选择，并标榜为“人民的选择”的理论，用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可作为因循守旧 维护现状的借口。
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应该有些道理。但这种制度是中国文化吗？马克思主义的 三个组成部分都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 学—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文化。列宁主义则是结合着西欧文化和俄国权术文化而产生的革命与专政 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和孟德斯鸠主义，卢梭主义，杰佛逊主义起源，产生于同一块欧罗巴土壤的西方文化。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地全盘西化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警察制度 和思想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拷贝苏联的全部体系。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契卡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度，就是“历史选 择”的，历史传承的“中国特色民主”的根本内容。中国的问题不是西化或东化，而是究竟按照民主途径去化呢，还是按照封建途径去化。
中国西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完全窒息了。孔子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主。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太子犯法与庶 民同罪的法家思想，一概被“主流意识形态”荡涤得一干二净了。制度一旦苏维埃化，欲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不可得。在这种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主导的社会中， 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为东西方文化所共有的普世价值遭到完全的否定。
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应该有勇气吸取全人类的文 化遗产。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广泛基础。中国人民有权利享受这一人类文明的光 辉遗产。自从徐光启，严复等人引进欧洲文化以后，中国人民就开始尝试着学习西方文化以图民族自救。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就是千千万万转向欧洲文化的革命 志士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除了毛泽东等极少数外语能力不够的以外，绝大多数都远涉重洋，到法国或苏联留学，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药 方，从而认识到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并终生为实现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人平等自由的，没有阶级，没有政党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经过 毛泽东时代的浩劫，这些普世价值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价值取代了。毛泽东死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又第二次接触到主流意 识形态以外的思想和价值观，重新认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并力求在中国实现这些价值，这有什么大逆不道呢？
四、 三民主义不可割裂
孙中山总理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是中国人民认识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 在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从厚重的历史中沉淀出来的智慧宝库。对于三民主义理论，存在各种歪曲和误解，最典型的曲解就是把三民主义割裂开来，以 其中的一个主义反对另外的两个主义。
民主精英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民权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他们以为国家 只要民主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他们甚至完全抹杀民族主义的意义。苏晓康以为，中国要民主就首先要解决大一统情节；万润南认为，中国要 民主就必须分成许多小国；刘晓波也认为，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中国应该被分成十八块。何晓清甚至把鸦片战争归罪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民运圈中的反民族主 义倾向使他们支持各种民族分离主义。对于反民族主义的危害和危险，我在１９８９年的《要民主，也要统一》一文中有过苦口婆心的劝告。
另一方面，因为不顾民生主义，他们主张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有的主张抵制中国货，反对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总之，以民主主义 扼杀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使他们逢中比反，逢共必反。不能坚持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是海外民运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对三民主义曲解的一个极端。
对三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曲解是以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扼杀民主主义。这是反对民主改革的保守派的得意武器。他们说民主改革会使得中国沦为外国的附庸或殖 民地，民主改革会破坏稳定，民主改革会破坏经济发展。他们以人权中的“生存权”来抵制人权中的其他权利。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正 是因为邓小平敢于冲破理论禁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无畏精神，挑战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果断采用西欧的市场经济以逐步取代公有制经济才得 到的。邓小平固然也强调稳定的重要，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中国不需要政治改革，从来不认为后人可以永远躺在他披荆斩棘开出的平地上停步不前。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封建的遗产不可能由邓小平一代人来消化。由于文化革命的社会弊病积重难返，由于社会上的各种阻力，主要是毛泽东派的保守势力的梗阻，邓小平还来不及在 政治改革中大有作为。他和其他老革命家只能把这些重担留给后代。引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是断章取义，致哲人于不义。
更为荒唐的断章取义是引用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和“振兴中华”的口号来反对民权主义，似乎孙中山是反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这真是天方夜谭。孙中山致 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文学说鸿篇巨著，完备精深，固不容断章取义，我们不用浪费笔墨去抄摘教科书，只要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已经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和经院哲学，普世价值也不是柳先生所说的“虚妄的概念”，而是一个摆在台湾的活生生的事实。他的“五权分立”的建国大纲，和西方的 “三权分立的架构不大一样，可以说是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现在两岸三通了。有机会去台湾观光的大陆同胞可以亲身感受 体会一下台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大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差异。没有机会去台湾实地考察的，也多少可以从龙应台的演讲或亲友游客的交流中了解一 些。国民党曾经是很专制的党，台湾社会也曾经是一党专制的威权社会。中国大陆现在的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议论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台湾的威权 统治时代也是政治教官们背得烂熟的雄辩。但是国民党终于实现了政治的软着陆。国民党并没有家破人亡，他们仍然得到了人民的信任，继续执政。希望共产党也有 这样的气魄和信心，相信群众相信党。大陆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像国民党须要依靠几十万外省人统治两千万台湾人，如果共产党真有诚心与民更始，实行民主改革， 继续执政应该没有问题。大多数现任官员都将在选举中胜出，在各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继续掌权。如果你们真正相信大多数人民是拥护共产党的，为什么就不敢 大胆改革，给人民一个三权制衡的，民主选举的现代化文明政府呢？为什么要引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没有出息的国家制度，彼得大帝的沙皇制度，墨西哥的独裁政 权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天皇制度为例，来为所谓的“本土文化”辩护，为保守主义和特权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辩护呢？
柳颐衡 先生身在香港，根本就不必去台湾考察。香港的制度就是一个完全从英国继承下来的三权分立的西方制度，而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人民到 底喜欢哪个制度，自有香港人民做主。香港回归只是主权的回归，并没有改变政治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如果采用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那 岂不是说香港现在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吗？邓小平同意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岂不是意味着他让香港人民继续忍受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相反，如果采用西 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西方殖民奴役，而只是选择了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国家制度，那为什么大陆不可以采用同样的先进制 度，以求自身的长治久安和迅速崛起而自立于列强之林呢？
洋大人亨廷顿表面奉承骨子里鄙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把中国文 化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对立，把中国文化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落后文化归为同类的议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亨廷顿身为美国人而大胆批评美国 政策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这在美国和西方是家常便饭，是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叛逆和颠覆。他的批评和理论是否有道理没有关系，但公民有权批评国策，本土 文化和主流价值，有权谴责祖国对他国的侵略，是西方政治制度正常运作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亨廷顿以实际行动阐释了普世价值的 含义。他的行动比他的议论更有价值。
至于世界和中国未来到底归于何种价值，我更信服孙中山的预言：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