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zt

何清涟: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何清涟: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何清涟

今年中[和]国知识界发生了两件事,先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接着是《中[和]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中 [和]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这两件事针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反对近年来中[和]国政府日益加强的媒体控制。

专[和]制政权必选择愚民政策

所有的专[和]制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愚民政策,因为无知的人民容易被专[和]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愚民政策一般都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教育对民 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经过美化的中共历史与「爱党」「爱领袖」教育;二是控制媒体,美化现实与政府,掩盖社会阴暗面。用中[和]国政府的行话来说, 叫做「多做正面报道,少做或者不做负面报道」。在专[和]制统治下,操纵舆论就能操纵人的思维和行动。

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一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和]国政府全 盘照搬,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简言之,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和]国的新闻媒体控制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控制,到「文化大革[和]命」时期,因「思想罪」 迫[和]害人的惨剧更是越演越烈。在毛XX时代两度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和]命」中备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 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和]由」、「出版自[和]由」与「新闻自[和]由」 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价值观」,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端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尤其 是官方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这套说词总要出现。

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和]国政府控制新闻主要依赖于更精巧的技术控制,其手法比当年的苏共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国际社会觉察。比如将 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故意模糊这种法律本身就是「恶法」,却给国际社会造成所谓「依法办事」的错觉。中宣 部在发布各种禁载通知时,也不再像「63+1」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 传。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和]由化分子猎名」(猎取名誉)。

江XX统治后期,更是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对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与「良心罪犯」,不是罗织贪污腐败及各种刑事犯罪罪名,就是用所 谓「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入人以罪,使「思想罪犯」与「政治罪犯」连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都彻底丧失。

混合部份真相的谎言

在有关政治的社会新闻报道方面,则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 更能迷惑人。在严厉控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在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现在的中[和]国比所有西方国 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和]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大多数中[和]国媒体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 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和]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

人们曾经对互联网促进新闻自[和]由方面寄予很高期望,但中[和]国政府在监控互联网方面的进展,却比中[和]国人学习使用互联网的速度更快。从开始建立 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fire wall),到耗钜资建立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中[和]国政府只花费了短短几年时间。近年来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 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在互联网引入中[和]国之前,中[和]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 [和]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但互联网进入中[和]国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

主导国际社会对中[和]国的认知

因为中[和]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和]国的认知被中[和]国当局主导而不自知。中[和]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 的「中[和]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和]国人感知到的中[和]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和]国,其实就是中[和]国政府在媒 体上刻意营造的「繁荣中[和]国」。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它想了解中[和]国的人士,都被中[和]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 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与「GDP神话」所激动。

这种将人民当作「动物」畜养的方式,早就应该让思维健全者感到羞辱。焦国标与卢跃刚这种反抗,应该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支持。只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被阉割,各阶层人群能够自[和]由表达意见时,中[和]国社会才能称得上健康发展,中[和]国人民才有希望养成健全人格。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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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卢跃刚破天荒的挑战

刘宾雁

五十年前开始的一场事关中[和]国命运的大论争,一九五七年后转入地下,现在忽然间公开到全世界了。这就是由卢跃刚所代表的《中[和]国青年报》和共青团中央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叫做战争呢?因为按常规,卢跃刚的这封信不可能出现。一个上级机关的头头的训话,是代表一级权威,下面只能照办,无二话可说;更不要说公开对抗了。 再说,赵勇的那次训话,主旨就是重申团中央对《中[和]国青年报》的绝对权威:「谁要是不听话,随时可以滚蛋」。而现在就站出一个卢跃刚,针锋相对地宣 告,他就不信这个邪,让大家来评议一下谁该滚蛋吧!

妄图把中[和]国拉回斯大林时代?

最大的分歧,是这家报纸究竟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报纸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从一九五七年起,无声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并且已经由历史做出 了结论。但是赵勇拿出了一个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和]国青年报》回到当年团中央关于创办这张报纸的决定上来。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五○ 年,中[和]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个青年代表团。使命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办一张青年报纸的经验。到《共青团真理报》学习时,我曾经为后来《中[和]国青 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做翻译。那当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闻制度。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那张报纸连同那套制度就开始改变,现在连那个党和他的政 权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团真理报》却依然健在,还颇受欢迎,不过已经面目全非。赵勇把半世纪前的古董拿出来,除了证明他妄图把中[和]国拉回到斯大林时 代,有什么意义呢?何况在此期间,《中[和]国青年报》已经两次改变了自己!

《中[和]国青年报》的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显然是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代表党中央分管团的工作的邓小平)的赞许之下,《中[和]国青年报》在全国新闻界中率先 来了一次大变革,面目全非。主要之点又恰好是它从此不再是「团报」了。可惜不出一年,编辑记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后,报纸又恢复了旧貌。有趣的是,时隔三十 年,八十年代末,又来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内容和一九五六年几乎一模一样,还是摆脱「团报」的束缚:报道不再限于青年和共青团,而是以全社会为对象,可以 干预同青年完全无关的问题。这时我已离开《中[和]国青年报》,对于一九七八年复刊后的那张报纸,并不很喜欢。只是从这次改革起,我才成为它的订户,并四 处宣传这张报纸值得一订,「每天都有几篇报道我觉得必须剪下来保存」。《中[和]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跃而至二百多万份,还不足以证明改革的成功吗?

但是事情怪着呢,最重视宣传的中[和]国共产党,最怕的却是自己的媒体对社会发生更大的影响!这其实就是那个党已经变质的一个反映,因为它极力维护现状, 生怕自己的统治有所动摇,而从事新闻工作的党员,只要不失良知,职业本身就决定他们必定推动变革。现在赵勇和卢跃刚之争,便代表着那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

两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却如出一辙,最雄辩地证明了时代和现实的律令是何其强大,同时也证明报纸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邓小平虽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终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对于新闻自[和]由还是比较宽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和]由化运动(一九八一,一 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后,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现一个新闻自[和]由的新高峰。江XX就不一样了,《人民日报》现在还距文[和]革时期的它更近而离八十 年代的它更远,其面貌成了63+1后十几年政治大倒退的缩影。《中[和]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万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订户。但是江XX毕竟还 没有要求《中[和]国青年报》回归到它「团报」的属性。怎么现在反倒更有过之呢?赵勇绝无自作主张的胆量。那意旨显然是从上面下来的。

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就见出政治家胆识的高低了。卢跃刚说,现在是中共「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经面对同样的局面。那时他 的抉择是有限度地扩大新闻自[和]由,不怕揭本党的疮疤。那也是为了给改革提供论据,压倒党内的保守派。当今的领导,日子按说应该比邓小平当年好过多了, 因为无论如何经济是上去了,饿肚子的人是少了。那么为什么财大而不气粗,还要把那一丁点儿新闻自[和]由收回去呢?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 稳定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同时也暴露了领导人缺乏胆识,不敢开拓,宁愿对对付付过日子。收缩自[和]由可以回避眼前的风险,至于它会使未 来那场爆炸杀伤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这一招,无疑是从旧武器库里找出来的。找出来的另一手招数,就是赵勇在《中[和]国青年报》会议室里说的「要加强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这两杆子」了。可是赵勇此次来《中[和]国青年报》的使命,就泄露了一个秘密: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是中共面对的一个致命的两难局面。它需要的是听他使唤的人,就是卢跃刚所说的那种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听话,「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 打哪儿,见谁咬谁」。共产党别的本事不咋样,点金成石倒很灵。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强了,智能、良知和敏感就减弱了。这 种人只能败事,而能够成事的笔杆子,偏偏就是赵勇宁愿他们「滚蛋」的人。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卢跃刚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就是他首次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公开了,那就是:卢跃刚和他所代表的《中[和]国青年报》里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公开地表示他们和共青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决裂,这是前所未有的。

卢跃刚写到《中[和]国青年报》人几十年来和几届团中央领导都有过相对和谐的关系。发生分歧时,双方都能以谦让达成妥协。除非是毛XX亲自发动的运动,很 少动用处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风险极力保护过《中[和]国青年报》的领导和普通编辑、记者,不然,反右运动的牺牲者就不是十七个人,而很可能是三十 几位了。文[和]革前,团中央领导人资历、年龄都比《中[和]国青年报》的人要高。文[和]革后,则相反,《中[和]国青年报》的老人儿,就比团中央领导 干部资历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改革,我隐约感觉到团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鉴于《中[和]国青年报》领导干部毕竟都是老报人,也就不加干涉了。这种情 况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变了呢?不清楚。是否由于63+1后报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对方更加居高临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标志着一个不讲理的时代开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讲道理,但明目张胆地以力服人,动不动就是开除或逮捕,却是江XX时代的新事。这一招好象很吓人,不过也有弊病:万一连这一招有一天也失灵了,那可怎么办呢?

赵勇和卢跃刚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以强行改组,即对人员随意调动或处分来迫使新闻出版单位就范的做法,早就成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唯一有效办法 了。只要是受到读者欢迎的报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书屋》,改组就像换一件衬衫那样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长,这回对《中[和]国青年报》竟然 不灵了。卢跃刚郑重指出,「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和]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阁下们给《中[和] 国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和]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把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和]国青年报》七十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一封信,却被 周强断然拒绝了。好,现在打破历史纪录,一个下级单位的成员把一封严厉批评上级领导(涉及的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公开信捅到互联网上,把一个堂堂皇皇的共青 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

信里写的全都是事实,要否认,很难;默认呢,后果不堪设想。不错,卢跃刚是位名记者,可用这种方式和党对着干,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么办呢? 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引起整个《中[和]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反弹,还有个国际影响呢。置之不理,也不行。这个先例决不能开。

赵勇被整了一顿,声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谁出面来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来那是党中央的旨意:收敛一下传媒的气焰,加强控制,以免刺激社会风暴爆发;爆发后又难以收拾。谁出面都不合适。

这个卢跃刚也许出于无意,可是他这回给党的领导出的难题可真够呛呀。现在,采取组织措施,已经是党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这么一折腾,假如对《中[和]国青年报》不再追究责任,又对他本人不加惩罚,创下这个先例,今后又怎样在中[和]国实现党的领导呢?

卢跃刚的信件公布,已经一个多月了,迄今毫无反应。既有蒋彦永医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谨慎从事了。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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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守护记者的良心——卢跃刚的浩然之气

傅国涌

卢跃刚给共青团中央的公开信

在《改造与建设》网站一口气读完《中[和]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一个月前写给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洋洋万言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让人读 得心惊肉跳。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卢跃刚那些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终将作为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进入历史,那么他的这封公开信无疑为所有苟全性命于 这个卑微的时代的新闻从业者挽回了最后一点职业荣誉。它所显示出的凛然的人格力量,为他的记者生涯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卢跃刚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的记者,面对泰山压顶的权势力量,面对「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的威胁,没有畏惧和退缩,没有苟且图存的打算, 而是选择了做「出头鸟」、「出头的椽子」,毫无顾忌地向掌握着《中[和]国青年报》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般的中[和]国人所能想 象的。这一步迈出来,对他的新闻生涯而言将意味着什么?以他涉世之深他岂能不知。以往他的报告文学得罪了很多地方、部门的不法势力,遭到恐吓也好,陷入官 司泥潭也罢,毕竟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地位。而这次他面对的却是随时可以将他逐出报社大门的掌权者。

为办报理想仗义执言

中[和]国人在几千年的暗夜里习惯了乡愿,习惯了世故,习惯了苟且偷生,因为中[和]国实在太黑暗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啊。当「宁为瓦全,不为玉 碎」已成为多少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者的人生法则之时,以卢跃刚在新闻界的名声,在这个不死不活的时代,他满可以捞得脑满肠肥,过上别墅轿车美女的富贵生 活,根本用不着去守护什么虚无缥缈的「理想」、「传统」,并为此付出哪怕一丁点的代价。但卢跃刚不能容忍居高临下的官僚肆意践踏《中[和]国青年报》几代 编辑、记者努力建造起来的传统,以赤裸裸的工具主义威压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想主义。他之所以拍案而起,横眉冷对不可一世的骄横权力,他之所以要为这些传统、 理想主义仗义执言,首先就是要守护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良心,其次是捍卫一个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这些黄钟大吕般的象形文字:「我们的分歧在 于,阁下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和]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 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 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和]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 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和]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倒是不担心 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和]国青年报》办成『中[和]国青年演示文稿』,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 荣心的垃圾场。」

权势黑手掩不住浩然之气

作为资深的职业记者,卢跃刚诚然不会不知道在一个没有新闻自[和]由的国度,「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哪怕是走钢丝、打擦边球、戴着镣铐跳舞,只要恪守新闻记者的职业良知,怀抱做人的真诚理想,也决不会无所作为的,卢跃刚本人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在一个新闻媒体普遍工具化、喉舌化的时代,包括他本人,包括鄢烈山等许多一身正气的编辑、记者在内,以他们日复一日不屈的努力,攀到了一个常常令人难以想 象的高峰。他们之所以成为名记者、名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没有新闻自[和]由的国度,也像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那样行事,显示了作为新闻记者的独立人 格。尽管在权力无所不在的大棒和胡萝卜之下,他们的作为是那么有限,他们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他们身上的浩然之气足以弥漫在整个天地之间,这不是任何权势 的黑手遮掩得住的。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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