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14, 2009

所谓的经济学家1

我为什么反对免费义务教育?

这是一篇旧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有好几位还专门写文章反驳。但现在有其中一位已经转而赞同我的观点了,我很高兴。


我为什么反对免费义务教育?

周克成
铅笔经济研究社

世界上有一种掠夺,人们往往视而不见,反而为这种掠夺辩护,他们颁布法令支持这种掠夺,他们为这种掠夺的成功奔走相告,他们不但认为这种掠夺是正当的,还认为这种掠夺的本身就是正义的化身。

这种例子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关税、累进税、行政垄断、社保制度……等等都是掠夺的一种表现或根源,而这里要谈的,就是你可能认为最不可思议的——为了义务教育而进行的掠夺。

教育的实质

很多人认为教育无比重要,有两个原因:一、一个没有教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二、穷人家孩子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改变命运。这两个原因,一个虽然对但他们开出了错误的处方;另一个是不全面的。

一个没有教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这是对的,因为教育对人民来说很重要,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中,别人在学习、能在教育中得到回报,但我们没有,自然没有前途了。

穷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但接受教育并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学校教育也不是接受教育的唯一方式。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教育是一种对知识进行投资的行为。如果对知识的投资真的有很大的回报,人们就不会不去投资,而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没有教育,除非政府发神经禁止人们自由办学、接受教育。

同样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对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同样的教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而和任何投资行为一样,人们对教育作出投资也是需要资源、而且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要在哪些教育上投入资源、投入多少,都应该由不同的人来自主决定。

但是很多人说不,他们不但以为没有国家的投入人们就不会重视教育,还以为必须给穷人以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才是公平。但他们也许不知道,当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掠夺就发生了。

掠夺的发生

世界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样一块砖,我们用来盖教室,就不能再用来干别的。我们要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就必须得有一些投入来建设学校、买教材、聘请教师。这些钱从哪来呢?政府?不错,学校的办学经费是从政府给的,但我们别忘了,政府的这些钱是靠向劳动人民征税得来的。

你或许会认为政府征税,然后又为人民办学天经地义,谈不上什么掠夺。但是请你看我们演示一下,也许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穷人穷得让孩子无法上学,他可以因为读书很重要而要求邻居供他的孩子读书吗?或者他有理由因此而抢夺邻居的钱财供孩子读书吗?显然不行,如果他竟然这样干,肯定就得坐牢。

但是很奇怪,同样一件事,如果由另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人来干就是合法的,而且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喝彩。是的,免费教育,就是国家在干同样的一件事:他从甲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拿去供乙的儿子读书。完了他还认为他干了一件很正直很荣耀的事。

如果你不想违背自己的逻辑,你就不得不承认,由国家通过征税来资助穷人读书,无异于一个强盗强迫一个人供另一个人读书。

严重的后果

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这样做的本身是不正义的,而且对教育也是有害的。掠夺本身是任何人都反对的,这里不需赘言。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使每个纳 税人都是衷心为了穷人能读得起书而纳税,这样对教育也是有损害的。理由就是对纳税作出贡献的,也包括那些穷人,而钱在他们手中的话,他们将会有更好的安 排,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也许不是接受免费教育,而是填饱肚子。再进一步,即使他们是需要教育的,也不一定是需要政府统一提供的这种教育。他们也许更需要送 孩子到某位师傅那里去做学徒工,而不是进入学校。

由政府提供免费义务教育,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弊病,那就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既然钱是从政府那里得来的,学校就只要讨好政府就可以了,他不必在意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教育;而学校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自然不会精打细算,不会看哪些钱花在哪些地方才是最值得的了。

现在你可以搬出教育券这个制度了,你说教育券制度可以解决效率低下和浪费的问题,那我就回到上面的问题来了,纳税人都愿意资助教育吗?为什么要强迫 所有的人为一部分人的教育买单?如果天底下有那么多好心人,那让他们自己资助穷人去好了,我们何必担心没有教育经费?(200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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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9) 按反序排列
mojie [65.49.2.*] @ 2009-9-14 19:47:55
这样的观点真了不起,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并且进一步想,其实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也就是掠夺。穷人涉嫌犯罪,如果交不起审判费,请不起律师,就应 该直接抓起来坐牢,或者干脆枪毙。理由是这样的:
世 界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样一块砖,我们用来盖法院,就不能再用来干别的。我们要提供免费的审判,免费的法律援助,就必须得有一些投入来建设法院、聘请法 官,检察官,书记员,公派律师。这些钱从哪来呢?政府?不错,法院的办案经费是从政府给的,但我们别忘了,政府的这些钱是靠向劳动人民征税得来的。

你或许会认为政府征税,然后又为公民提供法律服务天经地义,谈不上什么掠夺。但是请你看我们演示一下,也许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穷人穷得请不起律师,交不起审判费用,他可以因为公正审判很重要而要求邻居供他的审判费用和律师费用吗?或者他有理由因此而抢夺邻居的钱财供自己交律师费和审判费用吗?显然不行,如果他竟然这样干,肯定就得坐牢。

但 是很奇怪,同样一件事,如果由另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人来干就是合法的,而且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喝彩。是的,所谓公正审判,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国 家在干同样的一件事:他从甲的口袋里掏出钱来,拿去供乙去获得所谓的公正审判。完了他还认为他干了一件很正直很荣耀的事。

如果你不想违背自己的逻辑,你就不得不承认,由国家通过征税来资助穷人请律师,免除穷人的审判费用,无异于一个强盗强迫一个人供另一个人去获得所谓的公正审判。
这是犯罪啊,同志们。千万可不能糊涂。
如果一个穷人涉嫌犯罪,交不起审判费用,请不起律师,就应该直接抓起来坐牢,嗯?等等,盖监狱,请看守的钱谁来付呢?这恐怕也不行,是新一轮的掠夺。索性干脆直接枪毙,对了,还得让他的家属付子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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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棋迷 [24.90.209.*] @ 2009-9-14 20:11:06
和辉格类似,实质上反对的不是义务教育,而是国家暴力保证下的政府税收制度。

最近古典自由主义很活跃呀。

fanfusuzi1983 [195.83.116.*] @ 2009-9-14 20:46:12
mojie需要搞清楚的是司法是一种社会没法提供的公共服务,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政府正式为了提供这种公共服务而设立的。教育呢,也是社会提供不了的公共服务吗?

nickey [213.46.131.*] @ 2009-9-14 21:26:30
无政府主义。整个一傻逼。

税务是掠夺,但是相对文明的掠夺,如果没有税收来养护国家机器,像博主这种傻逼,早被土匪抢劫和枭首了。(当然,博主肯定理解为这是大自然的“优胜劣汰”,鼓掌!)

(两害相遇,又不可避,是不是应该“必须”选,而且选个轻的呢?博主连这个逻辑能力都没有)

另外,用税收来支持一下教育,能有什么不对呢?

博主的意思是各安天命,各活各的。说句不好听的,禽兽不如。母狮子还会互相照看小狮子。

要避免掠夺呢,建议博主赶紧去死。活着呢,掠夺别人的空气,而且即使博主是吃素的,也是在掠夺植物的生命。

mojie [65.49.2.*] @ 2009-9-14 21:36:30
fanfusuzi1983 [195.83.116.*] @ 2009-9-14 20:46:12
mojie需要搞清楚的是司法是一种社会没法提供的公共服务,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政府正式为了提供这种公共服务而设立的。教育呢,也是社会提供不了的公共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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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服务真的是社会没法提供的公共服务吗?显然不都是如此。以律师的法律服务为例,社会当然可以提供,事实上也有提供,有需要付钱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免费 为穷人服务的机构,美国的各种法律援助组织就不用说了,在中国,也有类似于公盟这样的组织,在提供只需极少费用,甚至于免费的法律服务。律师的法律服务和 学校的教育服务一样,都是社会可以提供的,也同样,富人可以花钱获得更好的服务,如收费高的律师事务所和收费高的私立学校,而穷人就无法享受到这种服务, 就需要社会的救济。社会的救济有两种,一种是慈善救济,如公盟,如美国的各种保卫人权的法律服务组织。但这种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第二种,由政府用纳税 人的钱来提供的救济,如公设律师,如公立学校。周老师把这些称之为掠夺。
2,政府的存在,并不是只为了提供社会无法提供的,强制性的公共服务,而 是为了提供一般性的社会公共服务。当然,这种提供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有超过边界,过度提供,才会造成周老师说的掠夺。那么,这种边界在哪里呢?在我看来, 就是社会共识。每一个社会所确立的公共服务边界都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每一个社会所达成的社会共识都不同。而社会共识的取得,要靠民主投票。这就是民主制度 的合理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是反对民主制度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最终都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
3,社会不是总能用一个角度,一个道理来解释的,哪怕你的道理是真理。真理向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而这一步,我以为,就是走向极端的那一步。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0:36
你认为边界在哪里?

提供免费教育属于政府的责任,提供免费律师属于政府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提供免费午餐不属于政府的责任呢?

或者你认为提供免费午餐也是政府的责任?

西行者 [96.246.72.*] @ 2009-9-14 21:37:05
对,也许这钱留给穷人,他们的确有更重要的安排,比如填肚子

但是没有教育,他们的钱永远都是用来填肚子,配合通胀,他们以后填肚子都难


我问博主当初为什么要读书而不是填肚子?多吃几餐饱饭不是挺好?


还有,博主忒无知了,穷人在美国是不缴税的,所以他们不需要担心什么税被政府拿走做什么比填肚子更无所谓的事情。当然在您看来,这样掠夺的更厉害了。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9:28
呵呵,我当年就是不读书——确切地说是不在学校读书,而把钱用在填肚子上了(我初中即辍学外出打工)。我认为这样干更划算。现在回头看,我的决定是没错的:)

另外,谁说美国穷人是不缴税的?穷人上街买东西,难道商家会说:“hi!你是穷人,所以你购买的东西免税!”?会这样说吗?

西行者 [96.246.72.*] @ 2009-9-14 21:41:48
谁说社会无法提供司法服务了?

历史上很多农村的司法不都不是乡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乡绅来主持的么?这难道不是那个年代的司法雏形么?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和不同时代的司法精神也是一致的吧?什么杀人偿命婚外性行为投猪笼什么的,在官府和在农村处理政策估计也是大同小异吧?

甚至连美国加州这样的地方很多农场主也宁愿用当地的风俗常例成规请那里住了好几代的前辈高人主持利益纠纷问题,政府的法律很大程度上被无视了,这难道不是社会提供的司法服务么?参见《无需法律的秩序》


说这话的人,都是纯的经济学家。

nickey [192.251.226.*] @ 2009-9-14 21:49:46
博主要是想表达支持私立教育呢,可以直接表达。不用拐弯什么“掠夺”。因为即使都是私立教育了,就更是掠夺了,有钱人的孩子(不论这个孩子的资质)读书 了,长大以后,用知识来掠夺没读过书的穷孩子。然后,常年累月的矛盾造成穷孩子暴乱。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
这就是博主要的“自由主义”。

我不歧视“掠夺”,但挺看不起,拿“掠夺”说事。因为自然界“掠夺”无法避免。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更合理的“掠夺”。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4:40
很高兴。你也承认这是一种掠夺:)

fanfusuzi1983 [195.83.116.*] @ 2009-9-14 22:04:56
To mojie
我所说的司法的服务不是指律师的法律服务,或者什么组织提供的法律服务。我指的是法律条文本身,以及提供执行这些条文的程序和场所,强制性是指在这种游戏规则是下产生的决议的强制执行。这是社会本身无法提供的。

nickey [216.224.124.*] @ 2009-9-14 22:07:33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4:40
很高兴。你也承认这是一种掠夺:)
=======================================
请和第一个留言连在一起看。谢谢。

nickey [216.224.124.*] @ 2009-9-14 22:10:07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4:40
很高兴。你也承认这是一种掠夺:)
=======================================
请和 我的 第一个留言连在一起看。谢谢。
博主回复 @ 2009-9-14 22:35:35
我看到了。

西行者 [96.246.72.*] @ 2009-9-14 22:13:09
国内的教育根本不是义务教育,要我没钱我也不会去学校读书
比如说现在我就是因为要赚钱养家所以只能压缩自己学习和读书的时间
哪怕学校学费给我免了,我还存在机会成本的损失

正是因为国内不是义务教育,才会迫使你辍学的吧?
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有选择,我想谁也不想早早辍学出去打工吧?
比如我就常想着尽早修完自己的学业,当然这也仅存在于想而已

更何况雇佣童工本身就是不道德和违法的事情
尤其是在他们处于生理心理巨大变化的时期
也许博主会觉得无所谓,因为这都是经济学么。


上面那个我忘了注明是所得税



博主回复 @ 2009-9-14 22:45:00
我当年不读书并非家里穷供不起我读书。我家虽然穷,但我的父母弟兄都极其重视教育,如果我愿意读书,他们一定能想到办法找到钱让我读到毕业。

我不读书,恰恰因为政府包办的教育太烂太烂太烂了,烂到我一点都不喜欢在学校读书。

如果教育不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民间可以自由办学,如果钱财都留在百姓手中,让他们自由选择学校和老师,那么,我相信学校的教育要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好得多,也许好十倍。正如今天的餐厅和几十年前的大食堂的差别一样。如果这样,我可能也不会初中辍学。

关于童工,我想阿尔钦的话可以回答你:

阿 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 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薛兆丰翻译,来源:http://xuezhaofeng.com/blog /?p=134 )


鳄鱼嘴 [210.176.49.*] @ 2009-9-14 22:22:01
楼主的观点不错 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的钱都是公平竞争所得,没有贪污 没有腐败。就好比自由落体的公式成立是在真空条件的前提下一样。
楼主的观点只能算是一个模型,不能上升为社会问题探讨。可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变量来研究,就好比要研究下落速度得再加入阻力的因素一样。

西行者 [96.246.72.*] @ 2009-9-14 22:24:12
to fanfusuzi1983

推荐您看《无需法律的秩序》,不需要政府提供法律的社会服务从古至今都存在,一点都不奇怪



对了,再推荐各位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翻阅美国独立后合众国建国前的历史,看看一个不收税的社会是多么的美妙

trumask [160.129.20.*] @ 2009-9-14 22:31:03
博主其实没有正面回答一楼mojie的问题。反而以为抓住了mojie的一个关于如何定义“边界”的问题。而博主恰恰又举错了例子:实际上,美国的确是不 仅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学校里对穷人的小孩还提供免费午餐的。呵呵,当然博主又要说这更是一种掠夺了。

第 二我要说的是,当“西行者”说美国的穷人不纳税的时候,博主没有必要自以为又抓住了“西行者”的把柄,声称美国穷人买东西时仍然是要缴税的。西行者说美国 穷人不纳税,总体上其实并没有错。即使是穷人的消费税,在报税时也都是可以一并抵消的,换一句话说,实际上也的确是没有缴纳消费税的。不仅如此,如果该穷 人收入有限,还有小孩的话,那么就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从政府白白地拿钱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讲美国的这种制度就一定好,有时我也觉得在美国,的确,要么 做富人,自己照顾自己,要么做穷人,由政府照顾自己,最苦的就是所谓的中产,什么都要自己管。我也觉得这会是一种不公平。我也觉得凭什么要拿我的税去补贴 那些所谓的穷人。关键正如mojie说的:“每一个社会所确立的公共服务边界都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每一个社会所达成的社会共识都不同。而社会共识的取得, 要靠民主投票。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是反对民主制度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最终都会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 的掠夺。”

我们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可靠的办法来达成这样的共识。更没有一个可靠的办法来表达对这种共识的反对。嘿嘿,你可不要跟我说我们有人大。

最 后致博主,看了一些博主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博主当年从洗车开始,到今天也是一码字的工作者,自然是少不了个人努力和奋斗的。自己很是佩服博主。不过,说句 不好听的,还是建议博主一是要多读书,我这里是有特此的,关于美国,其实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博主一定要那美国来作例子写博文的话,真的是 建议博主多多读书(是原文,不是翻译),最好有机会来美国住一阵子(权当笑话,虽然也不尽是);二,就是对待读者的评论要心胸开阔,不要老是以抓对方小辫 子的心态来对待读者。每个人说话总是难免有漏洞的,关键还是要讲道理,摆事实。大家利用这个平台多多交流。否则倒还不如关闭了评论,自己欣赏自己最好。

祝好。

mojie [65.49.2.*] @ 2009-9-14 22:34:46
博主回复 @ 2009-9-14 21:50:36
你认为边界在哪里?

提供免费教育属于政府的责任,提供免费律师属于政府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提供免费午餐不属于政府的责任呢?

或者你认为提供免费午餐也是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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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界在哪里,我已经说了,边界在于社会共识。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边界都是不断变化的,那是因为社会共识总在变化。也就是说,每一项有 关公共服务的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其实都是在对公共服务的边界进行调整。而因为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所以可以认为它们体现了社会共识。
2, 因为社会共识的不断变化,公共服务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从前是没有免费教育的,后来人们认识到,大量的穷人的孩子们受不到基本教育,造成的恶果是要社会上 的每个人都来承受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没有谁会幸免。所以,大多数纳税人达成共识,大家出钱来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这就是公立学校产生的原因。 公设律师也同理。正像你说的,政府出钱其实就是纳税人出钱。至于政府不提供免费的午餐,是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就这么简单。但 也并不都是如此。比如美国在大萧条时政府提供的救济就包括食品,日本也为小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社会达成了共识。
3,社会共识并不总是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民主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他可以随时调整公共服务的边界,使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期达到最不差的结果。而我认为,以拒绝掠夺为由,取消一切社会可以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可能是最差的结果。

jssk [131.225.103.*] @ 2009-9-14 22:37:53
所以穷人住在税低的地区,负担小,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少。

但如果没有免费的教育,不想上学的孩子可以去打工做学徒,那想上学的孩子怎么办?民间慈善资源会够用吗?

其 实这不是人们自愿不自愿帮助穷人上学的问题。 我觉得税收的一部分功能,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一个保险系统。 贫穷的情况不一定落到那个人身上,也许过些年之后富人也会变成穷人,那么这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能使: 不管艰难的处境落到谁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开始建立自己生活的机会。

所以说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是掠夺,可以是一种看法,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我更觉得是所有人共同的契约。 (当然了,在‘人’没有发言权的不自由社会,一切都是掠夺)

两进制 [131.172.4.*] @ 2009-9-14 22:42:29
我这里有几个如果:

如果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大环境下,不论免费的也好,私校也好,都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相对健康的教育,让他们相对自由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所谓的纳税人这点投入应该没问题吧?不是任何的东西都是要用金钱来衡量的。

那 么如果这篇文章你想说的是在中国现有的这种体制下面,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不对的,那请问问题是出在哪里,义务教育本身还是体制? 那如果中国现在全部是私校,那么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和义务教育又会有多少不同?难道一所私校真的会考虑如何教好学生么?难道他们不会考虑如何讨好当地政府?

如果你想说的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应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那还真需要缓行,而且抱歉,在你的文章里面我看不到。

看似你的想法很彪悍,很有道理,但其实是你本身世界观太狭隘导致的。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些基本的人文广怀,而不是到处所谓的投资回报成本等等。

如果体制相对搞好,我们搞什么都能搞得通,如果体制搞不好,搞什么都是畸形。

西行者 [96.246.72.*] @ 2009-9-14 22:42:50
本来这是回复给辉格先生的,这里也适用,一并拿来了



我觉得没有税收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乌托邦,而且是已经被验证了的

美 国独立后的邦联体制就是一个不纳税的政府,而且美国的国父们当初独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税,所以非常害怕又出来一个政府要他们缴税,又出来一个国王来统治他 们,所以非常抵制建立联邦,非常抵制一个有行政机关和行政官的政府,最后呢?形式迫使他们不得不开会创建美利坚合众国,而开会的非富即贵——不就是怕被谢 斯这样的因为负债投入债务监狱的“革命英雄”给平分家产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里经济学家都是纯的,生活在经济模型和数据中。

人类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既然各位经济学家知道政府在市场面前的有限性,怎么看不到人类总结出来的经济学在社会面前的有限性呢?

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卢跃刚:答友人——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

卢跃刚:答友人——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

Filed under: in Chinese, life, 中文 — Rui Guo @ 10:42 pm

××:

仍然要谢谢你,你是目前为止唯一用信件正式回应我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人和此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的参评委员。我把你的回应既看作学会的态度,也看作你本人的态度。

我 在上封简短的回信里说:“你是我尊敬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之一,而且如你说,我们应该是朋友——报告文学理念的同道者。还有一位评论家,我们在这里要向他致 敬。他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周政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的评论家。我对你们的尊敬至今没有改变。”

你说到了学会的苦衷:“考虑到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为了不致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只好无奈地回避了我们心中一直崇敬的两位作家。”

你批评说,我的信认为“学会的这次评奖是在参与造假,言重了”,我把学会“希望你配合”等同于“警察要求的配合,就更是一种很不适当的联系”。

我在短信中进一步申明了我与学会领导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专家委员们妥协底线的很大差异,拒绝了你为学会的辩护,对你的批评也 提出了商 榷。你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同意,只是还要补充,真挚的朋友还应该是诤友。我说,有可能的话,将来我会系统阐述我的意见。

在兑现 我的诺言——给你写这封信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跟几位作家、参评委员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换了意见;通过百度搜索到了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我 《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写完发出的当天)《文艺报》关于这次评奖的消息及其披露的三十篇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名单。不仅印证了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 信》(以下简称《信》)中所涉及的内容,而且对这次评奖活动还有新发现。

《文艺报》消息称:“评选活动自2008年启动后,先后收到全国 各地报告文学作者报送来的近万余篇(部)作品,组委会经过初评和复评,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胡平和张 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杨匡满和郭宝臣的《命运》、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 的《痴情》、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李延国的《中国 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邢军纪的《商战在郑州》、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张锲的《热浪》、贾宏图的《解 冻》、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李新烽的《非洲踏寻郑和路》、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杜耀峰的《秦道》、杨守松的 《昆山之路》、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鲁光的《中国姑娘》、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30 篇(部)优秀作品。”

在此,我要郑重声明, 未经我的允许、授权,把我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列入参选、获奖名单公布,是一种侵权行为。在我口头向负责评选的学会副会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并申明要向学会 提交正式信函,学会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此次评奖已有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把早先的获奖名单交给媒体发表;我的《信》在互联网发表一个星期后,仍然有主流媒体发 表包括《以人民的名义》在内的获奖名单,学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行为是相当不严肃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获奖名单。我相信,其中的门道,没 有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报告文学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按照学会公布的评奖时间跨度以及“优秀”的标准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以我有限的经验和一孔之 见,这个获奖名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大特点:1、避重就轻;2、删重取轻;3、以重托轻。

先说“删重取轻”。

我被告知, 这次评奖主要是现实题材,不评历史题材写作,这就剔除了一些诸如钱钢、张建伟这样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但是,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显然是有现实由头的历 史题材报告文学。谁都知道“知青”是一个历史符号,只是问题累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知青围攻政府、上访、回城等一系列事件。为什么只评邓贤,不评钱 钢、张建伟?张建伟写晚清,历史还远点儿,《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显然比“知青”的历史近得多。钱钢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发表时,离地震刚十年!

《唐 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1986年发表时,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举国震动,是那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事件之一,而且 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4600万以上,近十万人罹难、失踪,截止于2008年底的报告文学评奖,极而言之,忘掉任何一篇 报告文学都可以,不可以忘掉《唐山大地震》。

静下心来检索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走过的道路,按照现在评出的结果为标准,可能也挂一漏万,我 发现此次评奖虽声称有近万篇(部)报告文学参加评选,“忘掉 ”(是不是“忘掉”还存疑)的作家、作品还是很多,除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还有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活祭》,贾鲁生《丐帮漂流记》、《第二渠 道》,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沙青《依稀大地湾》,马役军《黄土地,黑土地》,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 漏报始末》,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都是题材重大,创作严肃,理性冷峻,深刻反映中国社 会变迁并引起广泛影响的好作品大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水平和影响力远在此次一些获奖作品之上。为什么就被中国报告文学界你们这些老江湖给“忘掉”了 呢?这些作家(记者)这些作品,你们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忘掉”?生的,活该?熟的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奖本身?这是不是像中共选干部那个顺口 溜,“说你行……,说你不行……”?

“删重取轻” 此其一。其二,获奖作家的作品,故意选了调子比较高,色彩比较积极、明朗,政治上比较贴近主旋律,麻烦比较少比较次要的作品,回避了题材重大、具有社会批 判精神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品,譬如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以下简称《眸子》),理由的《元旦的震荡》,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赵瑜的《马家军调 查》、《革命百里洲》。

相比于《眸子》,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他与张胜友合作的《世界大串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作品。《眸 子》讲述的是江西女子李九莲的故事,她因为反感文革,怀疑文革的正当性,讲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前一年被判死刑,临刑前,舌和下颚被竹签穿过被固定而不能言,几近张志新割喉、史云峰缝唇。为李九莲伸冤的烈女子钟海源也以“现行反革命”被判死 刑,更残忍的是,行刑时,她被枪击右胸,“活体取肾”,为一个权贵子弟进行肾移植。

为什么偏偏要选《世界大串联》?2005年,理由出了 一笔钱,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位报告文学作家的选集,其中有我和胡平,我的选集书名是《以人民的名义》,胡平的书名是《眸子》,可见胡平自己也特别看 重这部作品。我的《以人民的名义》得到恩宠,为何胡平的《眸子》一边稍息?你是参与编选并作“总序”的人,你是了解情况的,没有站出来力争?

我 注意到了胡平的合作者。我听一位评选委员说,当初这位合作者要求参评他的一个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专题片的电视解说词,评委们说不合适,电视解说词不 是报告文学。这位合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学会副会长,是不是他提出要求,不评也不好,拿胡平垫背,跟他“合作”一下, 既有了胡平这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作品,又降低了胡平作品的分量、风险,最后更照顾了张胜友,一举三得?

理由和陈桂棣的情况相同。相对于理由 “小说式”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痴情》等,《元旦的震荡》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更有分量,1988年评上了“中国潮”一等奖。陈桂棣《淮河的警 告》是部好作品,作品发表后,我出席过作品讨论会,会上还跟一位小说家就环境与发展问题有激烈争论,但是与《中国农民调查》相比较,影响力就差得太远了。

你说不选刘宾雁、苏晓康是一种“无奈的回避”——也就是我说的此次评奖的第一个大特点——避重就轻,但是,选取获奖作家分量较轻的作品,删隐他们的重要作品,恐怕就不是你说的“无奈的回避”吧?

初 看删隐的重要作品,我百思不得其解:无论从哪个的角度(包括最挑剔最恶意的新闻、思想检察官的角度)看,让那些重大题材重要影响的篇目参评并获奖,都不会 有任何问题,毕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嘛!诸位评委,有的还是这些名篇的责任编辑。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害怕?如果害怕,害怕什 么?算日子,查台历,似有所悟。今年“节日”特别集中,可以说2009节日大聚会,“五四”九十年,“六四”二十年,西藏五十年,国庆六十年,这些作品集 中到一块儿,显然与今年喜庆劲儿悲伤劲儿不“和谐”。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成就,又不让“阴暗面”给幸福祥和、紧张敏感的空气添乱,必须拿捏其中 的分寸?

我被告知,“你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唯一一篇批判性的获奖作品”。卢某何德何能,享受“唯一”?为什么只选一篇批判性的作品?抑或只是拿这篇作品做这次评奖活动的装饰音?

“ 避重就轻”好理解,我在《信》中说了,主要是回避刘宾雁、苏晓康,制造了一个没有刘、苏二位的三十年“优秀”,同时也制造了“回顾和表彰报告文学在中国 30年的改革开放中所作的积极贡献”的虚假历史。“删重取轻”,理解也不太难,可以避免阴暗面大合唱,“上面”不高兴。第三大特点——“以重托轻”同样不 堪。

仔细分析获奖名单,也许我孤陋寡闻,有一些我非常陌生的面孔和篇目,请教知情人,告诉我,这次评奖,陕西方面的赞助商有条件,要求评上他们指定的一些作者和篇目。“你可以看,里面有些大家不熟的人名、篇目就是。”

也 就是说,赞助商用钱在报告文学学会和各位评委的那里购买了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的名额、标准。我问:“为什么不抵制?”答曰:“不那样人家不给钱。”我 问:“那不是降低了标准?”答曰:“那没办法,社会都那样。报告文学学会还算好的。”我问:“社会都那样,我们就要那样?”答曰:“评总比不评好。”

活脱脱一个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嘛!只是管饭的由韩复榘变成了赞助商,表演者由关公、秦琼变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因 为我从未阅读过,我不敢说被赞助商指定并被各位评委投票评选出来的某些获奖报告文学是滥竽、鱼目,但是我敢说,这些被金钱指定评出的报告文学肯定不能代表 中国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很难与同时获奖的其他作家比肩,更不能与你们刷掉的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沙青、戴煌、张建伟、马役军、章诒 和、陈徒手……等作家作品同日而语。

你说不客观不公平不权威吧,还有那么些有些儿脸熟的名家名篇托着,抵挡着可能的社会质疑;你说有名家 名篇托着吧,又发现那些名家名篇个个都耷拉个脑袋,在一个总体的评奖氛围里,像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而且,如果那些数出来的好作品评进来,被金钱指定的作品 肯定会被挤出去,对于评奖者和某些获奖者来说大不利。

向金钱妥协,严格讲,报告文学学会不算是最糟糕的,一些所谓中央级的大报(包括我至今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出卖新闻版面,甚至出卖头版头条的版面,不是新闻。在我看,庸俗堕落,这只是舆论一律、新闻管制,掩盖事实、歪曲历史的另外一极。

评 奖评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难看了。权力掺和进来了,金钱掺和进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政治,也不能承受之轻——平庸,于是轻重搭配,不敢得罪权力,不 敢得罪金钱,权力和金钱的面目清晰了,中国报告文学及其作家们的面目混沌了,历史也就扭曲了。于是,避重就轻,删重取轻,以重托轻,三管齐下,一场中国改 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最高水平”的庄严评奖,就大大打了折扣,成了米兰·昆德拉式的《玩笑》。

其实这些门道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破罢 了。我知道,我扮演了指出国王裸体的“小男孩”角色。这是“小男孩效应”:国王突出了,小男孩突出了,看热闹的也突出了。我看见了惊诧而埋怨的眼光。请注 意,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得罪国王还是次要的,真正得罪的是心知肚明、心怀恐惧、侥幸或沉浸在幸福里不愿意澄清事实的围观者!问题转化了:1、谁都看见了问 题,谁都不敢也不愿意提出问题;2、小男孩存在本身是问题;3、人们不喜欢国王,更不喜欢小男孩。相对于国王,人们是“群体”的抽象的存在,是可以隐藏 的,或有唏嘘,瞬即可以销声匿迹;相对于小男孩,人们是“个体”的具体的存在,大眼瞪小眼,有名有姓的。此时的威胁,可能不是国王,而是小男孩。此时,基 于自身的利益,或潜意识,或表意识,已经没有是非了,人们可能更愿意站在国王一边,真的把空气看作“国王的新衣”,把小男孩给消除掉。

我 在《信》中指出,学会和警察要求的“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你不同意。你的意思是说,一种基于“善”——让作家和报告文学事业受益的“ 配合”要求,怎么能与便衣警察“代表政府”半夜三更闯进无辜公民的家——基于“恶”的要求“配合”相提并论?而且秉持一种善意怎么可能“参与造假”?

我 们来恢复一下那位作家被便衣警察夜半三更敲门入室的现场。三名便衣警察晚上敲开了他家的门,说是代表政府找他谈话,劝阻这位朋友不要参加明天一位敏感学者 的葬礼。有搜查证吗?没有。有传唤证吗?没有。有拘留证吗?没有。夜半敲门入室,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是根据可能参加第二天的葬礼这样的猜测,代表政府对 这位作家(法律名词叫“权利人”)进行威胁性谈话,并在第二天十几个便衣警察三层防卫,对这位作家实施强制“配合”。

两种“配合”扯一块 儿,我的理由很简单:1、就未经当事人同意和允许造成了既定事实——侵权而言,两种“配合”要求的情景和氛围是同构的;2、两种“配合”的要求虽然都有商 量的口气,却都有强制性,虽然学会要求的“配合”的强迫是间接的,政治背景化的,便衣警察要求的“配合”是赤裸裸的专制;3、没有“法”(法律、规则), 没有“理”(伦理、礼数、道理);4、都代表着某级某个组织,虽然他们代表组织的性质有差异;5、它们给我的内心制造了同样的感受:恐惧。

结 果往往与动机无关。研究历史、现实,动机很重要,然而动机不可考也不可靠,只能相信眼睛,根据事实、结果说话。举例如1960年的“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 者、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与二战期间执行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计划的纳粹犹太处长艾克曼。路宪文秉持着“善”的动机、目标——“为人民服务”、大跃进、建设社会 主义,在出现了大饥荒的情况下,不开仓放粮,不准离家要饭,检查私人信件,封锁灾害消息,拷打不听话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活活饿死100多万信阳人民; 艾克曼秉持“恶”的动机、目标,让数百万犹太人进了毒气室。相对于大恶而言,放到日常生活里,他们只是“庸常的人”(汉娜·阿伦特语)。但作为蔑视并伤害 人的生命的符号存在,“善”的“路宪文”与“恶”的“艾克曼”岂止同构,甚或孪生兄弟!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我没有选择。你说不能因为 刘宾雁、苏晓康而“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我的短信说:“我们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相反。我以为学会排除刘宾雁、 苏晓康搞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奖,不会有利于中国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反而会损坏学会和作家们的声誉。如果说‘有益’,谁获益,我不清楚。我本人没 有获益的感觉,九年前没有,今天也没有,否则不会忍无可忍,违忤各位熟人。”

钱钢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的《信》发给钱钢后,他回信说,他 也在九年前以几乎和我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而且前不久,国内的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要选收他的报 告文学《海葬》,他还以“不能删一个字”拒绝了邀请。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不能删文章里面的“赵紫阳”三个字。他坚信,要是在大陆出版《海葬》,一定会删 “赵紫阳”。他说,如果发现获奖名单里有他的话,他也会拒绝领奖。他不知道,既定的评奖标准已经把他剔除了。

你为学会辩护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群众文学社团,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又有几个能够名实相符的群众社团组织呢!只有政治规范和管理是真实的。你在报社,不就难以实现你的个人意志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低估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一种压迫下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我同意你对中国人生存处境的事实陈述,甚至也同意其潜含的意思:你在报社也不过如此,你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名实相符的群众团体,也没有名实相符的党报党刊党台。都是党的工具。

不 过,五十步与一百步还是有些区别。我在报社当要闻版编辑,被迫干过不少文过饰非的事儿,有一段时间还代表报社到中宣部开通气会,听喝听令,蛮横、霸道、矫 情,真理在手,仇恨在胸,一大堆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回去都一字不漏地传达。谁要我们吃的是这碗饭呢?不同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这种“名实不符”,戕害人 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情形合理过;为改善生存处境,没有放弃过个人的努力,为此还付出了一点小代价。2004年写的《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致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赵勇的抗辩信》,2006年《冰点》被迫停刊整顿的声明,以及我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两百万字的非虚构作品的基本倾向可以 证明。这些你知道。

对现有制度不合理部分的质疑、抗争,是每一个善良公民和严肃作家行为选择的应有之义。这方面,我不如王力雄(注:《漂 流》、《黄祸》、《天葬》的作者)。2001年初,王力雄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其理由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把手以及中国作家协会集体的“平庸”、“ 荒诞”。

他统计,那位从某直辖市宣传部长任上调任中国作协的一把手,刚上任的一次书面报告里面:“党,24次;江泽民,8次;总书记,3 次;邓小平,6次;丁关根,2次;中宣部,2次;中央,5次;宣传部长,6次; “三个代表”,6次;马列主义,2次;毛泽东思想,2次;先进文化,6次;重要思想,5次;指导思想,2次;伟大旗帜,2次;旗帜,3次;高屋建瓴,4 次;领导,4次;指导,7次;倡导,2次;指引,1次;指南,2次;方向,10次;导向,2次;方针,4次;政策,3次;贯彻,4次;政治,9次;大 局,12次;稳定,3次;宣传,2次;社会主义,10次;主旋律,5次;任务,4次;献礼,2次;“双百”,2次;“二为”,2次;抓好,2次;狠抓,1 次;抓,2次;高举,3次;奋斗,6次;落实,6次;学习,9次;讲话,9次;认真,8次;加强,4次;坚持,12次;责任,3次;意识,7次;思 想,15次;形势,8次;组织,2次;阵地,1次;核心,1次。其全文共4468个字,上述词汇总计字数为666字,占全文总字数的14.9%。”

他说:“看了这些东西,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东北人训练一只鹦鹉,拉它的左腿,它说‘你好’,拉它的右腿,它说‘再见’。某天东北人突发奇想,要是同时拉鹦鹉两条腿,它会说什么?结果那么一试,鹦鹉对他说:‘妈拉个巴子,你要撂倒谁呀!’”

王力雄说:“奇怪的是我们偌大中国集中了几乎全体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协会’,怎么就只会说这种僵尸般的语言?”

王 力雄迂。哪是僵尸呀,人家是活灵活现死乞白咧,是茶余饭后的笑料,当今政治的活宝!那位市委宣传部长到作协来升官(作协跟和尚、道士一样,都是有级别的, 而且级别很高,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待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待遇),皇恩浩荡一番,语无伦次一番,臊的你王力雄落荒而逃,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玩的就 是这副混不吝的滚刀肉境界。

他们一两个人玩儿倒罢了,问题是一些作家出身,寻常看起来还有些尊严的人也乜斜着上级组织的脸色,唾面自干, 跟着搭台唱戏,混不吝地玩儿。为了让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长和他的前任、中宣部某副部长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如同 “ 拉普”或自杀作家法捷耶夫(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领导过的前苏联作家协会——合法化,代表权力意志,管辖、操纵作家思想、创作,指挥和引 导中国作家可以写这个,不准发那个,他们举手让两位跟“作家”这种职业毫不相干的人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指鹿为马地让党棍通过了“作家”这道门槛。接下来 的是,一位深受组织爱戴的乖女子登堂入室,接替巴金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并且宣布“大师的时代结束了”(潜台词是“庸人的时代到来了”)。

再接下来,你看那江山如画:檀口轻唾,烽火一笑。

我 承认,我们被组织了,我们必须以他们准许的方式和语调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被组织被管制被压抑被蹂躏被害怕被恐惧 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习惯又逐渐蜕变为自然,自然便顺理成章,为施虐受虐的习惯和自然辩护似乎也就天经地义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历史与现状合理性的论证是公 然的,而且这种论证即是害怕、恐惧的心理释放,也是虚拟安全感和预期利益的获得。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式后极权 主义变异?

这时,我们发现,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平时让我们非常厌恶且非常恐惧的制度安排,完成个体心理救助、补偿的社会性 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免于 恐惧的自由和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是治愈这一社会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抑,即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很难有所作 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却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说,中国当今社会是“没自由,有空间 ”,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公共性空间”,而不仅是合理的利益空间)是挤出来的,争出来的,打出来的。俯首帖耳没空间,俯首帖耳的表现只能导致平庸、蹩 脚、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讨好、献媚的权贵骨子里都未必瞧得起你。什么是挤、争、打的武器,面对专制极权主义,怎么才能让自己体面、有尊严?目前 我能想到的,只能是专业主义。不能硬碰硬地提升专业意识,坚持专业标准,恪守专业伦理,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和人事侵入,于是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中国大陆 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新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团体办成了帮会(各级学会、协会少数人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团)、堂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下作和沦丧就是必然的了。

专业主义的伦理很简单,它是常识论理的专业化体现,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对金钱,我是以专业化 标准和自尊获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对强悍、蛮横的干涉、管制,我会说,我只想当一名好记者好编辑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师好学者,而“好”是有专业标准 的,你不是专业人士,请免开尊口。退一万步说,我只想做一个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码的良知,我将用谦卑的口吻告诉你,你不应该强迫我跟着你学 坏,香臭颠倒,是非不分,你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不允许了。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被告知:作为个人采 取行动可以,作为组织机构就不行了。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组织机构不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吗?机构的意志,是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机构不是雨 伞,不是个人卸责的垃圾桶。你说个人意志“难以实现”,那要看去没去努力,怎么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看见了某些个人意志,这个“意志 ”是既有经验的精准印证,更有削足适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当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万无一失的“自律”,以及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表态——你看我不 是在添乱,而是在补台;我没有反骨,也不会提批评意见,我是个乖孩子;为利益预期增加筹码。

评奖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说“自我意识和历史感 ”,是说我们的行为一旦具有社会性质,就要根据社会各种因素反应的可能性和被历史凝固的传播景观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选择,否则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 至可能是助纣为虐的。我们不能永远用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躲避历史责任。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程度 不同罢了。

《信》在互联网流传后,有位此次获奖的老朋友追问我:你写《信》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 立场,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玩儿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是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么玩儿。这纯属个人信念和历史心理问题,与别人无关。再者,我 与王康兄有着共同的憧憬:自我启蒙,如康德所言,“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卢跃刚 2009、3、22

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zt

何清涟: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何清涟:焦国标与卢跃刚为了思想不再被奴役

何清涟

今年中[和]国知识界发生了两件事,先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接着是《中[和]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中 [和]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这两件事针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反对近年来中[和]国政府日益加强的媒体控制。

专[和]制政权必选择愚民政策

所有的专[和]制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愚民政策,因为无知的人民容易被专[和]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愚民政策一般都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教育对民 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经过美化的中共历史与「爱党」「爱领袖」教育;二是控制媒体,美化现实与政府,掩盖社会阴暗面。用中[和]国政府的行话来说, 叫做「多做正面报道,少做或者不做负面报道」。在专[和]制统治下,操纵舆论就能操纵人的思维和行动。

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一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和]国政府全 盘照搬,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简言之,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和]国的新闻媒体控制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控制,到「文化大革[和]命」时期,因「思想罪」 迫[和]害人的惨剧更是越演越烈。在毛XX时代两度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和]命」中备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 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和]由」、「出版自[和]由」与「新闻自[和]由」 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价值观」,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端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尤其 是官方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这套说词总要出现。

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和]国政府控制新闻主要依赖于更精巧的技术控制,其手法比当年的苏共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国际社会觉察。比如将 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故意模糊这种法律本身就是「恶法」,却给国际社会造成所谓「依法办事」的错觉。中宣 部在发布各种禁载通知时,也不再像「63+1」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 传。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和]由化分子猎名」(猎取名誉)。

江XX统治后期,更是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对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与「良心罪犯」,不是罗织贪污腐败及各种刑事犯罪罪名,就是用所 谓「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入人以罪,使「思想罪犯」与「政治罪犯」连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都彻底丧失。

混合部份真相的谎言

在有关政治的社会新闻报道方面,则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 更能迷惑人。在严厉控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在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现在的中[和]国比所有西方国 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和]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大多数中[和]国媒体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 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和]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

人们曾经对互联网促进新闻自[和]由方面寄予很高期望,但中[和]国政府在监控互联网方面的进展,却比中[和]国人学习使用互联网的速度更快。从开始建立 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fire wall),到耗钜资建立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中[和]国政府只花费了短短几年时间。近年来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 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在互联网引入中[和]国之前,中[和]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 [和]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但互联网进入中[和]国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

主导国际社会对中[和]国的认知

因为中[和]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和]国的认知被中[和]国当局主导而不自知。中[和]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 的「中[和]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和]国人感知到的中[和]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和]国,其实就是中[和]国政府在媒 体上刻意营造的「繁荣中[和]国」。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它想了解中[和]国的人士,都被中[和]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 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与「GDP神话」所激动。

这种将人民当作「动物」畜养的方式,早就应该让思维健全者感到羞辱。焦国标与卢跃刚这种反抗,应该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支持。只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被阉割,各阶层人群能够自[和]由表达意见时,中[和]国社会才能称得上健康发展,中[和]国人民才有希望养成健全人格。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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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卢跃刚破天荒的挑战

刘宾雁

五十年前开始的一场事关中[和]国命运的大论争,一九五七年后转入地下,现在忽然间公开到全世界了。这就是由卢跃刚所代表的《中[和]国青年报》和共青团中央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叫做战争呢?因为按常规,卢跃刚的这封信不可能出现。一个上级机关的头头的训话,是代表一级权威,下面只能照办,无二话可说;更不要说公开对抗了。 再说,赵勇的那次训话,主旨就是重申团中央对《中[和]国青年报》的绝对权威:「谁要是不听话,随时可以滚蛋」。而现在就站出一个卢跃刚,针锋相对地宣 告,他就不信这个邪,让大家来评议一下谁该滚蛋吧!

妄图把中[和]国拉回斯大林时代?

最大的分歧,是这家报纸究竟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报纸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从一九五七年起,无声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并且已经由历史做出 了结论。但是赵勇拿出了一个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和]国青年报》回到当年团中央关于创办这张报纸的决定上来。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五○ 年,中[和]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个青年代表团。使命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办一张青年报纸的经验。到《共青团真理报》学习时,我曾经为后来《中[和]国青 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做翻译。那当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闻制度。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那张报纸连同那套制度就开始改变,现在连那个党和他的政 权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团真理报》却依然健在,还颇受欢迎,不过已经面目全非。赵勇把半世纪前的古董拿出来,除了证明他妄图把中[和]国拉回到斯大林时 代,有什么意义呢?何况在此期间,《中[和]国青年报》已经两次改变了自己!

《中[和]国青年报》的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显然是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代表党中央分管团的工作的邓小平)的赞许之下,《中[和]国青年报》在全国新闻界中率先 来了一次大变革,面目全非。主要之点又恰好是它从此不再是「团报」了。可惜不出一年,编辑记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后,报纸又恢复了旧貌。有趣的是,时隔三十 年,八十年代末,又来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内容和一九五六年几乎一模一样,还是摆脱「团报」的束缚:报道不再限于青年和共青团,而是以全社会为对象,可以 干预同青年完全无关的问题。这时我已离开《中[和]国青年报》,对于一九七八年复刊后的那张报纸,并不很喜欢。只是从这次改革起,我才成为它的订户,并四 处宣传这张报纸值得一订,「每天都有几篇报道我觉得必须剪下来保存」。《中[和]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跃而至二百多万份,还不足以证明改革的成功吗?

但是事情怪着呢,最重视宣传的中[和]国共产党,最怕的却是自己的媒体对社会发生更大的影响!这其实就是那个党已经变质的一个反映,因为它极力维护现状, 生怕自己的统治有所动摇,而从事新闻工作的党员,只要不失良知,职业本身就决定他们必定推动变革。现在赵勇和卢跃刚之争,便代表着那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

两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却如出一辙,最雄辩地证明了时代和现实的律令是何其强大,同时也证明报纸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邓小平虽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终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对于新闻自[和]由还是比较宽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和]由化运动(一九八一,一 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后,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现一个新闻自[和]由的新高峰。江XX就不一样了,《人民日报》现在还距文[和]革时期的它更近而离八十 年代的它更远,其面貌成了63+1后十几年政治大倒退的缩影。《中[和]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万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订户。但是江XX毕竟还 没有要求《中[和]国青年报》回归到它「团报」的属性。怎么现在反倒更有过之呢?赵勇绝无自作主张的胆量。那意旨显然是从上面下来的。

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就见出政治家胆识的高低了。卢跃刚说,现在是中共「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经面对同样的局面。那时他 的抉择是有限度地扩大新闻自[和]由,不怕揭本党的疮疤。那也是为了给改革提供论据,压倒党内的保守派。当今的领导,日子按说应该比邓小平当年好过多了, 因为无论如何经济是上去了,饿肚子的人是少了。那么为什么财大而不气粗,还要把那一丁点儿新闻自[和]由收回去呢?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 稳定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同时也暴露了领导人缺乏胆识,不敢开拓,宁愿对对付付过日子。收缩自[和]由可以回避眼前的风险,至于它会使未 来那场爆炸杀伤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这一招,无疑是从旧武器库里找出来的。找出来的另一手招数,就是赵勇在《中[和]国青年报》会议室里说的「要加强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这两杆子」了。可是赵勇此次来《中[和]国青年报》的使命,就泄露了一个秘密: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是中共面对的一个致命的两难局面。它需要的是听他使唤的人,就是卢跃刚所说的那种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听话,「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 打哪儿,见谁咬谁」。共产党别的本事不咋样,点金成石倒很灵。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强了,智能、良知和敏感就减弱了。这 种人只能败事,而能够成事的笔杆子,偏偏就是赵勇宁愿他们「滚蛋」的人。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卢跃刚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就是他首次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公开了,那就是:卢跃刚和他所代表的《中[和]国青年报》里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公开地表示他们和共青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决裂,这是前所未有的。

卢跃刚写到《中[和]国青年报》人几十年来和几届团中央领导都有过相对和谐的关系。发生分歧时,双方都能以谦让达成妥协。除非是毛XX亲自发动的运动,很 少动用处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风险极力保护过《中[和]国青年报》的领导和普通编辑、记者,不然,反右运动的牺牲者就不是十七个人,而很可能是三十 几位了。文[和]革前,团中央领导人资历、年龄都比《中[和]国青年报》的人要高。文[和]革后,则相反,《中[和]国青年报》的老人儿,就比团中央领导 干部资历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改革,我隐约感觉到团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鉴于《中[和]国青年报》领导干部毕竟都是老报人,也就不加干涉了。这种情 况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变了呢?不清楚。是否由于63+1后报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对方更加居高临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标志着一个不讲理的时代开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讲道理,但明目张胆地以力服人,动不动就是开除或逮捕,却是江XX时代的新事。这一招好象很吓人,不过也有弊病:万一连这一招有一天也失灵了,那可怎么办呢?

赵勇和卢跃刚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以强行改组,即对人员随意调动或处分来迫使新闻出版单位就范的做法,早就成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唯一有效办法 了。只要是受到读者欢迎的报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书屋》,改组就像换一件衬衫那样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长,这回对《中[和]国青年报》竟然 不灵了。卢跃刚郑重指出,「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和]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阁下们给《中[和] 国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和]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把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和]国青年报》七十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一封信,却被 周强断然拒绝了。好,现在打破历史纪录,一个下级单位的成员把一封严厉批评上级领导(涉及的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公开信捅到互联网上,把一个堂堂皇皇的共青 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

信里写的全都是事实,要否认,很难;默认呢,后果不堪设想。不错,卢跃刚是位名记者,可用这种方式和党对着干,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么办呢? 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引起整个《中[和]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反弹,还有个国际影响呢。置之不理,也不行。这个先例决不能开。

赵勇被整了一顿,声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谁出面来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来那是党中央的旨意:收敛一下传媒的气焰,加强控制,以免刺激社会风暴爆发;爆发后又难以收拾。谁出面都不合适。

这个卢跃刚也许出于无意,可是他这回给党的领导出的难题可真够呛呀。现在,采取组织措施,已经是党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这么一折腾,假如对《中[和]国青年报》不再追究责任,又对他本人不加惩罚,创下这个先例,今后又怎样在中[和]国实现党的领导呢?

卢跃刚的信件公布,已经一个多月了,迄今毫无反应。既有蒋彦永医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谨慎从事了。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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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守护记者的良心——卢跃刚的浩然之气

傅国涌

卢跃刚给共青团中央的公开信

在《改造与建设》网站一口气读完《中[和]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一个月前写给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洋洋万言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让人读 得心惊肉跳。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卢跃刚那些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终将作为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进入历史,那么他的这封公开信无疑为所有苟全性命于 这个卑微的时代的新闻从业者挽回了最后一点职业荣誉。它所显示出的凛然的人格力量,为他的记者生涯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卢跃刚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的记者,面对泰山压顶的权势力量,面对「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的威胁,没有畏惧和退缩,没有苟且图存的打算, 而是选择了做「出头鸟」、「出头的椽子」,毫无顾忌地向掌握着《中[和]国青年报》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般的中[和]国人所能想 象的。这一步迈出来,对他的新闻生涯而言将意味着什么?以他涉世之深他岂能不知。以往他的报告文学得罪了很多地方、部门的不法势力,遭到恐吓也好,陷入官 司泥潭也罢,毕竟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地位。而这次他面对的却是随时可以将他逐出报社大门的掌权者。

为办报理想仗义执言

中[和]国人在几千年的暗夜里习惯了乡愿,习惯了世故,习惯了苟且偷生,因为中[和]国实在太黑暗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啊。当「宁为瓦全,不为玉 碎」已成为多少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者的人生法则之时,以卢跃刚在新闻界的名声,在这个不死不活的时代,他满可以捞得脑满肠肥,过上别墅轿车美女的富贵生 活,根本用不着去守护什么虚无缥缈的「理想」、「传统」,并为此付出哪怕一丁点的代价。但卢跃刚不能容忍居高临下的官僚肆意践踏《中[和]国青年报》几代 编辑、记者努力建造起来的传统,以赤裸裸的工具主义威压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想主义。他之所以拍案而起,横眉冷对不可一世的骄横权力,他之所以要为这些传统、 理想主义仗义执言,首先就是要守护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良心,其次是捍卫一个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这些黄钟大吕般的象形文字:「我们的分歧在 于,阁下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和]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 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 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和]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 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和]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倒是不担心 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和]国青年报》办成『中[和]国青年演示文稿』,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 荣心的垃圾场。」

权势黑手掩不住浩然之气

作为资深的职业记者,卢跃刚诚然不会不知道在一个没有新闻自[和]由的国度,「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哪怕是走钢丝、打擦边球、戴着镣铐跳舞,只要恪守新闻记者的职业良知,怀抱做人的真诚理想,也决不会无所作为的,卢跃刚本人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在一个新闻媒体普遍工具化、喉舌化的时代,包括他本人,包括鄢烈山等许多一身正气的编辑、记者在内,以他们日复一日不屈的努力,攀到了一个常常令人难以想 象的高峰。他们之所以成为名记者、名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没有新闻自[和]由的国度,也像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那样行事,显示了作为新闻记者的独立人 格。尽管在权力无所不在的大棒和胡萝卜之下,他们的作为是那么有限,他们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他们身上的浩然之气足以弥漫在整个天地之间,这不是任何权势 的黑手遮掩得住的。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8/3/2004 5:9)

卢跃刚:我不参与抹杀历史

卢跃刚:我不参与抹杀历史

发表日期 08/03/2009 更新日期 08/03/2009 10:39 TU

本台推出《奇文鉴析》专栏,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转自《新世纪》网站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说实话,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给你们写这封信我有点犹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话说轻说重了都不是,但是兹事体大,据我所知,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评奖没有原则,已成痼疾,不能不说。

前 不久我接到学会的电话通知,说我1993年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经专家评选,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不久将会在 《文艺报》上公布获奖名单。我得知,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 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

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这不是买椟还珠?

请看刘宾雁的作品:《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

再看苏晓康的作品:《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路》、《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

至今我们都很难忘记这些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的盛况。无论是从影响力而言,还是从文体的开创性而言,即对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而言,当下获奖的同时期作家没有能超过刘、苏二位的。取消了头马的竞赛有什么意义呢?相信了解这段文学史的作家、评论家会同意我的意见。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

由 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并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授权,强行选编出版,将诉诸法律。做出这个决 定并不困难,这样的编辑意图,用历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没有主编声称的那么重要,如果说重要,那也是他们自娱自乐的重要。

事实也证明,“绕开”的选取、编辑的想法和实践,社会传播效果恰好是负面的。

2005年12月6日,刘宾雁在美国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演讲题目正好是这次获奖报告文学的题目“以人民的名义”,我在课堂上临时更改为纪念刘宾雁的“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介绍中国报告文学讲真话的艰难历程。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那天的演讲令我震惊。我现场测验,我的听众——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们不知道“刘宾雁”是谁,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

“ 刘宾雁”这个一度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国忘记了。事后,我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有一个 人,叫“刘宾雁”》。我在文章里说,“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本 来,忝列“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大奖获奖作家名单,应是很高的评价,我应该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是,摸着良心讲,我 实在荣幸不起来。恰恰相反。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不能参加这次评选。这次评选的标准、结果,有违我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张和价值观、历史观,也有违我之前做出的 相关决定。

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 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譬如名利双收,既有出书稿费、获奖奖金,又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而且包含着某种善意,譬如公正地评价我的报告文学成就。面对善 意,我的态度是:坦率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追求虚荣,虚与委蛇只能是亵渎。

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虚与委蛇。我们需要妥协,但是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妥协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堕入谵妄、虚荣。

这 次获奖的《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的责任编辑是刘茵老师。《以人民的名义》写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1993年第三期《当代》发表 后,我面临强大的压力,湖南省委诬陷,某领导批示,全国新闻记协、新闻出版署、团中央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我进行调查。刘茵老师力主召开《以人民的名义》作 品讨论会,支持我二赴湖南调查,把新闻报道中的“连续报道”样式引进报告文学领域,并于当年发表了续篇。所有经过历历在目。

刘茵老师也是《刘宾雁自选集》的特约编辑。这本自选集是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见刘宾雁对刘茵老师的报告文学理念和专业水准的高度认同。她在电话里给我讲述着她与刘宾雁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人温暖,给人希望。这些故事今天不会有了,是不是永远不会有了?

七、 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 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刘 茵老师,报告文学学会绝大对数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内,都是那场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 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 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当 然,我们不能说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风起云涌是一种常态,用纯粹专业的眼光看,还有很多缺陷和瑕疵。报告文学的崛起、勃兴与新闻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 关,也与中国社会倡导开放改革,清算专制蒙昧、领袖神话,进入启蒙时期早期——文学社会、文化反思有关。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钳制,一方面是新闻媒体、文学 出版,作家、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体制性稀缺和强势。

报告文学写作,本质是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应该说是新闻写作的一个变体,只是由于作家的 大规模介入,强调文学性、可读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盖了新闻性、文献性,使这个新闻的变体成为了文学的变体。后果是,今天我们很难把相当部分的七、八十 年代的报告文学看作是“历史的初稿”。

晚年刘宾雁的写作很谨慎。有人告诉我,他的谨慎甚至有点苛刻。他不认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却获得了天空”,能够了解大陆中国。

九 年前,他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给我来信说:“1990年后没有出一本书,只是在积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时致力于谈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力求在一 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50年来的中国,拟透过个人经历与见闻,把中国何以变成今日模样这个故事说上一说。原计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败了,正准备重新 动笔。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的观察。”

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检讨之处,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简单化,其次是社会变革制度和文化 参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后,“革命压倒启蒙”(李慎之语),“革命走向极权专制”,战争、革命、运动、动乱,作为长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压抑的剧烈反 弹,急躁、激进必然是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主要心态和征象,《河殇》走到了极致。

200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森林琥珀颜色的时节,我见到了苏晓康。他带着车祸余生的妻子傅莉一块儿来吃晚饭。他送了我一本书,《离魂历劫自序》,是他台湾媒体专栏文章的结集。对此,苏晓康本人在书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已经是一段难以抹杀的历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报告文学评奖,排除刘宾雁、苏晓康,作为获奖者,至少我有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

不 瞒各位,2006年2月冰点事件,我被撤职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点被粗暴停刊整顿的抗议,而是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这个理由令我震惊。 刘宾雁是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前辈,患癌症思想归国而不得,去世后魂飘海外他乡,一个后生晚辈写篇纪念文章而获罪,不是典型的以言获罪么?这是怎么了?历 史进步,怎么进步到了这般模样?

我想,他们对我的惩罚,大概是因为我向国人介绍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刘宾雁”的存在,并且表达了我对一位身患绝症的八十岁老人去国怀乡,想落叶归根而没得到人道主义回应的不解不满。我只是讲出了真话。

我给刘宾雁回信说:

“ 我重读了您在台湾出版的《自传》。这部书是八年前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陈国祥先生送给我的。八年前读,八年后读,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八年我经历了许多风 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讲真话在中国的遭遇。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执政党害怕讲真话,鼓励讲假话、讲空话、 讲大话、讲套话;为什么不害怕因此伤及执政党信用,伤及一个12亿人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职对他们来讲,是惩罚,是淫威,对我来讲,谢天谢地,是自由,是解脱。这几年在家潜心读书,研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访问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当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乐。

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刘宾雁、苏晓康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赵紫阳。

一 直到今天为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不准出现“赵紫阳”这三个字。赵紫阳当过总理、总书记,改革开放进程中居功甚伟,杜润生说,赵紫阳奠定了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轰大嗡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实在是回避不了,就用“国务院院领导人”、“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负责人”来 暧昧,好像出现了“赵紫阳”,之前和当下领导人就会神光褪色,就不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就大不太平。

“赵紫阳”的历史痕迹被洗的白茫茫大 地一片干净,以至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重点大学毕业大学生、研究生应聘者,不知道曾经有个“赵紫阳”当过国务院总理。我们的教育部 门、意识形态部门真成功呵!1989年开始算起,从轰轰烈烈最重要最显著到销声匿迹人间蒸发,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

除了赵紫阳、刘宾雁、苏晓康,曾经人间蒸发过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我们能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种精神状态和治国理念,说起来挺猥琐的。历史上猥琐过,现在继续猥琐。对待历史鬼鬼祟祟,其状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长叹!什么时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黄春秋》2008年以来,连续地发表了纪念赵紫阳的文章,给与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以公正的评价。

我以为,只要严肃对待历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周全办法来评奖。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理事和作品获奖作家,要求学会给我提供这次评奖活动的评选标准、参评篇目、获奖名单、专家委员会名单,就是想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是至今没有等到。

让参选作家和公众了解评选规则、专家组成人员是一个不能省的程序。这是一个组织的行为是否公正是否客观是否权威必备条件。我不想有被恩赐被裹挟的感觉。

学 会给我打电话,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识好歹?还有了,“配合” 谁,“配合”什么?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软禁在家,不让去参加一个葬礼,便衣警察堵在门口说,“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与彼“配 合”有什么差别?此“配合”是规劝,彼“配合”是警告,相信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 知道搞一次评奖活动不容易,拉赞助,选文章,开会,投票,出书,一大堆具体事麻烦事;也知道二十多年来各位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努力,推 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对各位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也知道,学会和各位评委包含某种善意,然而你们的善意并没有改变虚构历史的 事实。就虚构历史而言,善意、恶意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么理由,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虚构作家组成的学会参与虚构历史,太荒唐。这个行为在客观上动摇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信用,颠覆了以往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道义基础。

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写于200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