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5, 2011
Thursday, April 14, 2011
岳路平PK司马南 网路大战因艾未未而起zt
岳路平:请新华社别滥用我的名字
4月11日《西安e报》发表了 岳路平所撰写的博文“岳路平:请新华社别滥用我的名字”,而该博文原标题为《AWW事件,提醒新华社注意分寸》和《一篇声明》,在其微博和博客中遭到删 除。
《西安e报》上他的博文表示:“自己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我的名字’被《新华社》招募成为一颗棋子,这让我十分忐忑。一种无形的力量逼 迫着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而且马上要想清楚。”
他还表示不想听自己“被失控”了的名字。他介绍当年自己面对所谓的‘艾未未涉嫌抄袭事 件’时,他理解那不过是一次辩论。“其实我使用的就是基于对中国整体创新环境的忧虑而生发的‘分寸’感。因为我理解那不过是一次辩论,是一次为西安,跟北 京争取更多话语权的辩论。但是,当时艾未未的声音要比我的声音大很多,所以,当时我挺同情自己的。同样,今天,我看到《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的声音远远 大于艾未未的声音,我也同样同情艾未未。”
他表示总体看来,《新华社》把我的“涉嫌被抄袭事件”混编进入对艾未未的批评队伍中,稍微有失风 度。我的名字可能已经“被打抱不平”,但是我本人并不情愿。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抄袭这个词,他只使用了过“相似” 和“撞车”,他认为中国创新环境的确有资源分配不平衡,但不希望此事作为新华社搞臭艾未未的工具。
网络力挺岳路平
《西 安e报》的网友对岳路平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杜老师说:“谢谢岳老师。所谓新华社通稿,不过是宣传和一贯的抹黑手段。旧事重提,意即此人一贯道德败 坏,学而无术,纯属骗子之列。”
“我们的法律,如果变成对付异己的利器,如果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连个普通人、名人的挡箭牌都不是,就显得很 荒谬了。就像捉偷税,那么多人呢,当年挑了刘晓庆,现在挑出一艾未未。”
网友天涯海涛感慨道:“为了政治目的,什么手段都敢用,新华社啊新 华社。”
江苏网友说: “先生让我感受到良知的温唤,正直的力量。”
网友赵穆杰说:“ 新华社的那狗屁不通的文章没人敢删,而岳先生却连发个自己的博客都被删。这让人觉得无语又好笑。”
网友河野洋平说:“岳路平是一个很清醒、 独立、自觉的人。某社也太自作多情了。不要随随便便就拿人去做‘污点’证人。”
还有网友说:“岳老师在艾氏落难之时,不趁人之危,不顺应官 方喉舌,表现出自己知廉耻,自重自爱的一面,佩服。中国人当知廉耻,有底线,当隐忍,当大是大非面前,能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e报很勇敢,我们应当 附和之。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估计也是执政无能的表现吧?”
网友鸿说: “我只是觉得悲哀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媒体,永远只有一种声音。 一个事,调子已经被“上头”早早地定好了,然后就是有条不紊地展开“批斗”,正义否,冤案否,等人死了都未必能得到个答案。”
网友大阴谋 说:“联系起来看,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某些利益集团中的部份势力精心策划的庞大阴谋;只是低估了艾未未的人格,以及国际声望,也低估了大众的智商和道德 勇气。”
司马南迎合当局围观艾未未遭炮轰
司马南、王文围观艾未未的访谈节目中,17多分钟的时间内,司马南表达了“艾未未们若得逞中国会 更糟”的主题,并多次强调不能推翻中共的几大理由,遭到网络一片谴责声。光优酷网本身信息来看,目前有超过4万8千读者观看这段视频,在踩和顶的较量中, 喝倒彩占大多数,尽管网络上五毛普及率相当高。
江苏的吴先生气愤表示,“司马南这样的杂碎是党文化的标准产品,对艾的中伤和攻击基本上沿袭 文革一路。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先是按上艾欲‘结束中共独裁统治’的大帽,方式是街头,最后说艾用着来自海外的不明不白的钱。司马还一口一个‘家 宝’和宪法,十足一个奴才加恶棍。”
香港社民联的严敏华表示,司马南在节目中多次强调不能推翻中共,理由之一——如果推翻现有政权,就会造 成巨大浪费创伤。
她认为中共专政早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创伤,而推翻中共后,受创的只会是当今权贵。“因为今日的中国百姓,已是伤痕累累,不 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为何不能在GDP高升的繁荣成果中分一杯羹?却要承受收入不能追上通胀的苦楚,孩子不能吃正常的营养食 物,甚至变成大头娃娃。因黑心食品和拆迁等人道危机而死的人民,和死于战争的人数竟然相差无几!”
司马南强调不能推翻中共的理由之二——推 翻中共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中写了:中国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严敏华对此反驳说:“请别忘记,八九六四的血腥镇压是中共作主谋。既 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会发生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反过来镇压人民的屠城?这是一项最为严重的反人类血罪,违宪屠城的中共早就丧失了合法执政地位。所以,推 翻这个政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马南强调不能推翻中共的理由之三——推翻中共是会流血的,有老革命说: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她 认为这是司马南的强盗逻辑,她说:“为什么手无寸铁的人民去推翻中共会流血呢?当然是因为有镇压。但为何暴力镇压者无罪,被暴力虐待而要推翻腐败政权的老 百姓却有罪呢?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就像说一个夜归女子被强奸是因为她穿得太性感,一样是强盗逻辑。”
节目中司马南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艾未 未主张如果在中国实行,只会令情况更糟。
严敏华认为要得出司马南的结论,首先要了解艾未未到底主张什么,她解释说:“艾未未的主张是所有中 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资讯流通不受阻挠,没有人能被无理逮捕,全国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受到法律保障,所有人都有权决定谁是执政者等 等。”
她认为人们只要了解这些基本真相,没有人会认为艾未未的这些主张对中国会有害。
网络自由撰稿人涤尘居士不客气指出: “司马南一脸獐头鼠目的薄相,脑后见腮有反骨,口无遮拦地狗腔十足。他为了臭化艾未未,都是些生搬硬装榫头的语言,无非就想抬高自己而已。可惜他只有薄薄 两唇摆摆嘴,唾沫四溅地为五毛而狗窦大开,闻其言则令人作恶至极!”
网友头狼认为共产党如今靠死马南这样毫无人格的市侩出来帮腔,可见其早 已穷途末路,行尸走肉就差临门一脚送进坟堆了。
网友李洁说: “岳路平和司马南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不想落井下石,一个釜底抽薪。”
网 友董月涵说:“中国人为何活得如此卑微、贱婢?就是因为有司马南这样的贱人。正是因为司马南这样的贱人太多,才导致了中国人世代为奴。”
更 有网友挪威森林发誓要用余生来还原被冠以“打假大师”、“反伪科学大师”、“反普大师”等称号的司马南的真面目。
王令隽:评《评秦晓的普世价值观》
·王令隽·
读了柳颐衡先生在香港杂志《纵横》 第六期(2010年)上的文章《评秦晓的普世价值观》,有些不同意见,希望说出来就教于柳先生和各位读者。
一、什么是意识 形态化的政治制度?
中国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先生在《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的讲话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 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中国模式”违反“普世价值”,因此,必须“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 合法性的基础”,而“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他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 提启蒙的主题”。
对此,柳颐衡先生批判说“笼统地说去意识或去意识形态化,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去意识 形态是不可能的”,“秦晓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混淆两个不 同概念的不是秦晓,而是柳颐衡先生。秦晓说的明明是“去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去意识”。后者是柳先生捏出来与秦晓的主题混淆,然后铺张演绎,证明“任何时 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命题,以作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这一关键命题的反驳,是找错了靶 子。
什么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只有在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下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占统治地位 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假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识形态化,那么对于成千成万的右派知识分子提的意见和对他们的处理,就必须通过法律(那怕是共产 党的法律)的处理;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以及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成千成万的党的干部的定罪和量刑,需要通过国务院 司法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起诉,弹劾,审判,辩护程序来判决。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说明,即使毛泽东思想是当时社会的统治意识,但是如果这种意识 没有制度化,即没有取代法律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则许多悲剧可以避免,或缓解。可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化了,国家公器不是服务于人民而是服 务于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 之;所以千百万的右派分子,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干部都被这种意识形态当作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冲掉了;所以三自一包就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所以砍三面红旗就是不 赦之罪,所以是否支持毛主席的大跃进就是立场问题而不是饿死千万人的问题;所以是否执行毛主席的小株密植政策就是立场问题而不是农业收成问题,收不到稻子 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毛泽东时代已成过去,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不 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了?我们的经济不是连续二十年以两位数字增长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呢?
中国之所以有连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原因正在于背叛了毛泽东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说三自一包是资本主义,邓小平说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 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这是懒汉主义,坚决砍倒了人民公社。意识形态退一步,国民经济翻一番。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进步,得益于以邓小平 为先驱的历届中央领导的务实政策,和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执政方针。至于国家制度,则基本上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框架(当然有些进步)。
鉴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曾经考虑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当时提出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措施,比 如党政分家,司法独立,基层民主选举等等。这些改革部分地反映在1984年的宪法中。这部宪法是在邓小平,叶剑英,彭真,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 制定的。可就是这部宪法中的重要内容也慢慢徒有具文,名不副实了。比如说,言论与新闻自由,大家都知道现状,连总理的讲话都要受到中宣部的钳制和过滤。作 为立法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本来应该由公民直接选举,可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是由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统战部指定的。指定的标准当然是听话。许多代 表根本不懂法律,也没有立法意识和提案能力。人大和政协成了怀柔机构和明星劳模的荣誉台。司法独立也是表面的,只要看看重庆打黑的例子就可以豹窥全国。至 于基层选举,试行了几十年,也没有跨过乡镇一级的直选。所以,可以说1984年宪法中的民主改革内容基本上束之高阁,形存实亡。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基本上 还是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
二、民主普世价值是治理当前中国社会弊病的迫切需要
中国持续了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也使有些同胞认为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而具有制衡机制的民主制度和强调民权与言论自由的新闻监督 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他们担心一旦对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就将使经济增长停顿,使社会陷于不稳定。这些同胞没有看到威胁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两个重大社会问 题:其一是腐败贪污已经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二是两极分化已经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持久原因。
世人比较注意贪污成亿 的,可以拍成电影的贪腐大案,我却更忧虑那些贪污不过几万的,小得够不上立案资格的社会性的贪污。我认识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出国之前在某市靠为夜总会护场 子为生,收入颇丰。他每年年终要给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送红包,否则第二年就没法做。一个红包最低十五万,每年送红包的钱大约三百万。我还有一个远亲,花了几 万块钱买了村内一块地皮建房子。这些钱和计划生育的罚款也就成了村干部们的工资外收入。这两个例子说明贪腐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有了这种土 壤,就有了培养大贪的后备军训练基地,那末产生像成克杰文强这样的大贪也就是自然的事了。这正如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水平高,就是因为许多里弄向阳院都有简 陋的水泥乒乓球台培养大量的乒乓后备军。
贪污腐败已经危及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已是朝野和党内外的共识。你们只 要拿每年因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国防开支教育经费一比较,就知道贪腐不除,经济发展迟早要停止甚至倒退。所以,希望维持现状,拒绝政 治改革,坐等经济不停地增长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
如何根治腐败?许多同胞还是寄希望于人治而不是法治。一靠领导表率 教育;二靠青天大人。表率和教育的力量无论如何敌不过金钱和美女的诱惑力。至于青天大人,以前有个朱熔基,扬言准备一百口棺材,99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 己。现在有个薄熙来,其虎头铡抬不出重庆府,就是在重庆打老虎也是被逼无奈。一个国家的总理和封疆大吏,为了反贪,居然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执法,这还不是制 度问题吗?这种情形只有在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才会存在。在采用了具有制衡机制的先进政治制度的国家,像成克杰和文强这样的人很难成气候,因为他们早就被媒 体和议员们挖出来了。民主制度的制衡和媒体的监督,是根治腐败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官僚特权阶层的年 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收入的25到85倍。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相比之下,实行 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的“最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美国的两极分化相形见拙:美国5%的富人掌握了美国60%的财富。美国总统的年薪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收入 的三倍,相当于贫困线收入的十倍。至于中国的特权为高官子女带来的受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两极分化,就无法用金钱统计了。
经济上的差别如此,人权上也有两极分化。当了官可以有几十个二奶情妇,多处金屋藏娇,左拥蔡姬,右抱陈女,玩姐妹花。可以到澳门豪赌,可以雇打手杀手。 衙内撞死人可以扬长而去,扔下一句“我爸爸是李刚”。老百姓呢?他们没有议员(人大代表)律师和媒体的保护,只好上京告状。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钟家,为县 长带领的撤迁队所逼举家自焚,一死三伤。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机场,把两姐妹堵在女厕。温家宝喊出普世价值和人的尊严,胡锦 涛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江泽民倡导以德治国,良有以也!正是因为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有义愤!
这些社会问题成了 与日俱增的群体性事件的不竭源泉。不消除两极分化,不确立人的基本尊严,就不可能消除群体性事件。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两极分化的根源,消除蔑视人权的意识 形态,群体性事件将不断增加,量变到质变是势所必然。所谓怨不在大,可畏为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人到了愿意举家自焚的田地,离水泊梁山的路也就不远 了。要消除两极分化,确立人的尊严,只有诉诸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
除了贪污腐化和两极分化两个社会问题以外,决定民 主改革紧迫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军内逐渐滋生的军国主义倾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现 实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这也就滋生了军内一些少壮派的军国主义。最近媒体上流传的一位大校戴旭的言论,就代表了这种倾向。这些人抄起文化革命时候的仇视 西方仇视美国的理论武器,鼓吹全世界同归于尽的核战争。就像玛雅星象学家警告人们2012年世界要毁灭一样,他们预言列强不久必定会再次联合起来围剿中 国,所以必须对他们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他们讥讽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反对中国以对话和合作为主导的和平外交以及和平发展的国策,提倡军国主义的国民 教育。这些人的穷兵黩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朱成虎将军宣称“中国人民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准备”。中国人民做好了这种 准备吗?您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人民了?中国有向人民征求意见的传统和民意测验机构吗?这些爱国的骁将完全忘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训,像石光荣一样,不 打仗就手痒,就精神萎靡,哪怕玩玩爆竹也好。他们到处挥舞孙子兵法吓人,其实连孙子兵法的第一章都没有读懂,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一无所知。他们令世界震惊的战争呐喊已经不仅是冷战思维,而是热战动员。这些将军们愿意为国赴死的爱 国精神大概不容置疑,但葬送了德国和日本命运的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军国主义精神。殷鉴不远,国人不可不警惕。
令人担 忧的是,本来应该属于立法机构的宣战和媾和的宪法权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机构。在核时代,对于核按钮没有任何 制度性的制约,不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吗?我们现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制度性制约吗?没有。我们靠的是领导人的仁慈和明智,谢天谢 地,暂时还没有出问题。一旦在未来某个时候国策和核按钮操纵在服膺军国主义的少壮派手中,真是不堪设想。我们现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属于“东方传统文 化”是秘密的,白帝托孤式的,绿林山头的落后制度。没有差额候选人的“选举”,不是选举而是服从和效忠。没有无记名投票权的“选举机构”只是橡皮图章。尽 快地改变这种政权交接制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命运,因而决定了民主改革的迫切性。
三、所谓《全盘西 化》
由此可见,中国朝野对于民主改革的呼声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完全是出于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没有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就要停滞甚至夭折;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社会病态就会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直至不可收拾;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没有政治改 革,就没有对军国主义倾向的制约,以官僚资本和特权利益为中心的富国强兵就很可能会重蹈日本明治维新“和魂洋才”的复辙。中国人民对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的 追求,和某些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和行径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保守的理论家们在这里又一次使用混淆概念的老把 戏,把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要求说成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把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等同于基督教宗教文化甚至牛仔裤,可口可乐和好莱 坞电影,混淆视听。柳颐衡先生明确表示“回归普世价值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他们避而不谈中国当前现实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也提不出任何根据“中国传统价 值”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无宁说,他们对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兴趣不如对维护特权现状的兴趣。柳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 识形态,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可是您能说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吗?您能证明这些 东西是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吗?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有过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权利?至于历史的选择,满清政府是不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国是不是历史的 选择?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公社制度和中央文革制度是不是历史的选择?如果因为某种制度或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认为它是应当维 护的“历史选择”,那还要什么改革开放,还要什么市场经济?这种以现状为历史选择,并标榜为“人民的选择”的理论,用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可作为因循守旧 维护现状的借口。
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应该有些道理。但这种制度是中国文化吗?马克思主义的 三个组成部分都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 学—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文化。列宁主义则是结合着西欧文化和俄国权术文化而产生的革命与专政 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和孟德斯鸠主义,卢梭主义,杰佛逊主义起源,产生于同一块欧罗巴土壤的西方文化。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地全盘西化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警察制度 和思想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拷贝苏联的全部体系。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契卡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度,就是“历史选 择”的,历史传承的“中国特色民主”的根本内容。中国的问题不是西化或东化,而是究竟按照民主途径去化呢,还是按照封建途径去化。
中国西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完全窒息了。孔子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主。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太子犯法与庶 民同罪的法家思想,一概被“主流意识形态”荡涤得一干二净了。制度一旦苏维埃化,欲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不可得。在这种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主导的社会中, 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为东西方文化所共有的普世价值遭到完全的否定。
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应该有勇气吸取全人类的文 化遗产。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广泛基础。中国人民有权利享受这一人类文明的光 辉遗产。自从徐光启,严复等人引进欧洲文化以后,中国人民就开始尝试着学习西方文化以图民族自救。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就是千千万万转向欧洲文化的革命 志士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除了毛泽东等极少数外语能力不够的以外,绝大多数都远涉重洋,到法国或苏联留学,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药 方,从而认识到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并终生为实现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人平等自由的,没有阶级,没有政党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经过 毛泽东时代的浩劫,这些普世价值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价值取代了。毛泽东死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又第二次接触到主流意 识形态以外的思想和价值观,重新认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并力求在中国实现这些价值,这有什么大逆不道呢?
四、 三民主义不可割裂
孙中山总理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是中国人民认识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 在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从厚重的历史中沉淀出来的智慧宝库。对于三民主义理论,存在各种歪曲和误解,最典型的曲解就是把三民主义割裂开来,以 其中的一个主义反对另外的两个主义。
民主精英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民权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他们以为国家 只要民主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他们甚至完全抹杀民族主义的意义。苏晓康以为,中国要民主就首先要解决大一统情节;万润南认为,中国要 民主就必须分成许多小国;刘晓波也认为,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中国应该被分成十八块。何晓清甚至把鸦片战争归罪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民运圈中的反民族主 义倾向使他们支持各种民族分离主义。对于反民族主义的危害和危险,我在1989年的《要民主,也要统一》一文中有过苦口婆心的劝告。
另一方面,因为不顾民生主义,他们主张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有的主张抵制中国货,反对海峡两岸的合作交流。总之,以民主主义 扼杀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使他们逢中比反,逢共必反。不能坚持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是海外民运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对三民主义曲解的一个极端。
对三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曲解是以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扼杀民主主义。这是反对民主改革的保守派的得意武器。他们说民主改革会使得中国沦为外国的附庸或殖 民地,民主改革会破坏稳定,民主改革会破坏经济发展。他们以人权中的“生存权”来抵制人权中的其他权利。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正 是因为邓小平敢于冲破理论禁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无畏精神,挑战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果断采用西欧的市场经济以逐步取代公有制经济才得 到的。邓小平固然也强调稳定的重要,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中国不需要政治改革,从来不认为后人可以永远躺在他披荆斩棘开出的平地上停步不前。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封建的遗产不可能由邓小平一代人来消化。由于文化革命的社会弊病积重难返,由于社会上的各种阻力,主要是毛泽东派的保守势力的梗阻,邓小平还来不及在 政治改革中大有作为。他和其他老革命家只能把这些重担留给后代。引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民主改革和普世价值是断章取义,致哲人于不义。
更为荒唐的断章取义是引用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和“振兴中华”的口号来反对民权主义,似乎孙中山是反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这真是天方夜谭。孙中山致 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文学说鸿篇巨著,完备精深,固不容断章取义,我们不用浪费笔墨去抄摘教科书,只要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已经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和经院哲学,普世价值也不是柳先生所说的“虚妄的概念”,而是一个摆在台湾的活生生的事实。他的“五权分立”的建国大纲,和西方的 “三权分立的架构不大一样,可以说是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现在两岸三通了。有机会去台湾观光的大陆同胞可以亲身感受 体会一下台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大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差异。没有机会去台湾实地考察的,也多少可以从龙应台的演讲或亲友游客的交流中了解一 些。国民党曾经是很专制的党,台湾社会也曾经是一党专制的威权社会。中国大陆现在的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议论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台湾的威权 统治时代也是政治教官们背得烂熟的雄辩。但是国民党终于实现了政治的软着陆。国民党并没有家破人亡,他们仍然得到了人民的信任,继续执政。希望共产党也有 这样的气魄和信心,相信群众相信党。大陆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像国民党须要依靠几十万外省人统治两千万台湾人,如果共产党真有诚心与民更始,实行民主改革, 继续执政应该没有问题。大多数现任官员都将在选举中胜出,在各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中继续掌权。如果你们真正相信大多数人民是拥护共产党的,为什么就不敢 大胆改革,给人民一个三权制衡的,民主选举的现代化文明政府呢?为什么要引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没有出息的国家制度,彼得大帝的沙皇制度,墨西哥的独裁政 权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天皇制度为例,来为所谓的“本土文化”辩护,为保守主义和特权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辩护呢?
柳颐衡 先生身在香港,根本就不必去台湾考察。香港的制度就是一个完全从英国继承下来的三权分立的西方制度,而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人民到 底喜欢哪个制度,自有香港人民做主。香港回归只是主权的回归,并没有改变政治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如果采用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那 岂不是说香港现在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吗?邓小平同意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岂不是意味着他让香港人民继续忍受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相反,如果采用西 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西方殖民奴役,而只是选择了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国家制度,那为什么大陆不可以采用同样的先进制 度,以求自身的长治久安和迅速崛起而自立于列强之林呢?
洋大人亨廷顿表面奉承骨子里鄙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把中国文 化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对立,把中国文化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落后文化归为同类的议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亨廷顿身为美国人而大胆批评美国 政策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这在美国和西方是家常便饭,是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叛逆和颠覆。他的批评和理论是否有道理没有关系,但公民有权批评国策,本土 文化和主流价值,有权谴责祖国对他国的侵略,是西方政治制度正常运作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亨廷顿以实际行动阐释了普世价值的 含义。他的行动比他的议论更有价值。
至于世界和中国未来到底归于何种价值,我更信服孙中山的预言: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文汇报:“三流艺术家”艾未未四川大地震时大玩猥琐行为
08年5月16日,四川大地震后的第四日,艾未未的博客就贴出「口 交行为艺术」的照片。 网上图
Tuesday, April 12, 2011
卫生部:我国抗生素使用方面多数情况 好于美国zt
新华网为何批评本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一文?zt
| 中国人大会堂两会前夕2011年3月2日 Reteurs路透社 作者 法广 3月5日,本网刊发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维稳开支超军费-中国犹如警察国家》一文,不想本被封锁的本台网页却受到新华网的青睐,该网发表署名周继坚 的文章批评麦文“无中生有”“缺乏常识”。本台刊发麦燕庭回应文章同新华网商榷。 新闻同业之间互相监督,公开批评与反诘属于言论自由的基本范畴。我们欢迎争论,但更欢迎平等争论。本台在此附上新华网原文以及新华网2010年6月 同样主题文章,以便网友参照。新华网2010年转发文章同本台麦文不仅同一主题,而且立意一致。我们的问题是:新华网为什么不批自己转发的文章,而偏偏对 本台报道情有独钟呢? 我们同时也希望新华网在批评本台文章时,也附上原文,避免误会。
新华网为何批评本台有关维稳报道? 新华网4月6日发出题为《捏造 “中国维稳预算”缺乏基本常识》一文,企图反驳法广中文网一则新闻报道,指“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一文「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可惜,新 华网文章才是真的无中生有,偷换概念。 本台于3月5日以《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为题,报道中国的财政预算案支出,当中,导言已表明,「中国政府一方面增加社会福利来减少市民不满,一面 则加大维护公共安全支出,使有关预算增至624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预算增加21.5%,实际数额和增幅均大于国防经费。」本台接着在第二段解释,国内公 共安全开支主要包括那些细项,并在报道时事评论员程翔评论时引述「维稳」一辞,绝对没有像新华网所说在偷换概念,说什么「政府预算中没有维稳这一 项,6244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法广将其称为“中国维稳预算”无非是想制造噱头」云云。 看来,在偷换概念的,正是新华网的文章。 那未,指公共安全开支视为维稳费用是否一个不恰当的归类呢?绝不!在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 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的 文章中,一开始便援引《社会科学报》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 是第一责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该文接着引述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费猛增,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建议当局与市民透 过听证会共商如何维稳。 为何新华网不批评《光明日报》或《社会科学报》以维稳费用去「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为何新华网不指责有关文章「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为何 新华网去年还转载有关文章?是中国政府去年和今年的宣传口径变调,此一时、彼一时?还是内外媒体有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事实上,公共安全开支被视为维稳费用已被广泛接受,路透社3 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同样将两者相模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专家解岳说,这是公布的公共安全开支预算首次出现超过军费预算的情况。他说这些开 支大体上是政府“维稳”的费用。」 可能,刺痛新华网眼睛的,是个别人士的评论,但新华网若以一个专业新闻机构自居,应持守「事实必须尊重,意见大可自由」(fact is sacred while opinion is free but)的传统新闻观念。 至于新华网文章中以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为例指出,公共安全开支略超出军费的情况「非常正常,有关模拟是否恰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 内,但笔者希望引述上述路透社的文章作结:「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真实的军费预算要大大高于官方数字。谢岳认为实际维稳费用也要远高于官方预算。」 新华网文章原文:捏造“中国维稳预算”缺乏基本常识
前不久,境外法广中文网发表文章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维稳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文章发表后,许多媒体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纷纷进行转载。只 可惜,法广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法广文中提到的“中国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完全是偷换概 念,6244亿元人民币其实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法广将其称为“中国维稳预算”无非是想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公共安全”和“维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公共安全的范围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 私财产安全为目的,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公安、消防、缉私等诸多领域,远非只是维稳那么单一。法广无视常识,竟然将中国政 府对于这些领域的正常投入说成所谓的“维稳预算”,并称“这是中国用于维稳的预算第一次超过了军费预算”,无非是想误导受众,制造中国社会“不稳定”、 “维稳代价 高昂”的假象。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法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政府财政支出统 计年鉴》,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本国军费的114%、105%、157%、103%、109%,因此,中国公共安全支出 略超过军费非常正常,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人民对公共安全的需要不断增长,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稳步提升。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 2008到 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和5486.06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和 15.6%,而同期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9.5%、11.7%和21.3%。这表明,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财政收入增长保持着协调发展,并非如法 广新闻所编造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应付“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的帽子,是法广文章的潜台词。可实际上,中国警察与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世界上排在相当靠后 的位置。 以美国为例,美国警察共有警员9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达到3.25‰,而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警员配备比例。如果以公共安全支 出与军费比例而论,中国不及德、英、日、澳、俄;以警察占人口比例论,中国远低于美国,在这些数据面前,法广文章所谓中国“投入巨资维稳”的报道真有点指 鹿为马的味道。 对于这类捕风捉影、张冠李戴的报道,人们并不陌生。在“3•14事件”和“7•5事件”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造谣污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西方 媒体的目 的就是要抹黑中国,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希望看到中国发生内乱,但经历过近代屈辱历史和社会动荡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也让全体中国人更加深刻地明白,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周继坚) 法广2011年3月5日报道原文:维稳开支超军费 中国犹如警察国家 面对「民怨很大」,中国政府一方面增加社会福利来减少市民不满,一面则加大维护公共安全支出,使有关预算增至624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预算增加 21.5%,实际数额和增幅均大于国防经费。时事评论员认为,这已超出实际需要,预示中国今年仍会以打压为主力,而不是疏导,但相信可防止社会危机恶化。 所谓国内公共安全开支,主要应对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而须强化政法机关、武警部队的信息化工作,具体而言,是指用于街道和互联网监控、建立收集上 访、维权人士等特殊人士数据库等开支,自2008年西藏动乱和奥运起大幅增加。及至去年,用于国内公共安全的预算为5140亿元,实额虽比同年的国防经费 小,但增幅则较国防经费大,今年更连总量亦首次超越国防经费。根据预算案,今年的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多,而增幅为 21.5%,亦比国防经费的12.7%增幅高得多。 身兼日本秋田大学政治系讲师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出,这显示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对民怨是重打压、轻疏导,但由于政府另一方面以大幅增加保障房、医 保及其他社会福利开支来给市民「甜头」,相信每年以十万宗计的群众事件,续年上升的势头可以剎住,不致恶化。 但他补充,总理温家宝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并无「新招」,连公开干部财产和子女在外国的情况也不肯公开,只是上报中央纪律委只会,作用不大,民怨之根 难除。 另一时事评论员程翔亦认为,中国的维稳开支超过国防开支,反映北京政府认为内部民怨对国家的威胁超过外部因素,情况严峻,去年影响极大的社会危机事 件平均五天一宗,便可证明。 他慨叹,若北京政府将庞大的维稳开支,改为投放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领域,改善民生,相信更能维持社会稳定,化解民怨。 但两人均预计,际此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倒数之时,领导人均不希望社会出现变量,影响接班人选和计划,维稳仍会是中南海诸公的重中之重。林和立补充, 北京的维稳方针造成一个众人皆输、高干子弟独胜的局面,亦令负责政法事务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可以扩展其势力。 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 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 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係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係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 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 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目前,仅就部分地区 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 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 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 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 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 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 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 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 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 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 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 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 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 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 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 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 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 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 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 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 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 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 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 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 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 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 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桉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 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 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係,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 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 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 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 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 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 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 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随着维稳体係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 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 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熊传东) © Copyright © RFI 欢迎转载,请注明来源:RFI或RFI中文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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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zt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 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 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 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 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 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 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 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 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 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 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 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 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 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 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 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 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 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 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 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 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 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 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 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 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 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 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 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 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 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 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 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 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 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 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 “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 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 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 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 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 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 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 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 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 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附注:作者欢迎传统媒体和网络转载本文,尤其欢迎重庆市媒体转载,无需征求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