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在中国．还记得小时候，还只有７，８岁，就因为跟邻居一个同龄的残疾小孩没事干，打打牌，却被路过的几个联防进屋当场抓住，说我们是在赌博．最后还把父母叫到派出所领人．那还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看看如今的中国，有本质上的改变么．
转载自他的博客
就这样，警察夜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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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警察夜闯我的家
就这样，警察夜闯我的家
何三畏
晚上九时过，我正在屋里憋一篇主流人物的采访稿，因为顾念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关系，文章写得艰难。其实，这个人物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感觉就是，他在二十三岁的 时候，做乡党委书记，那时是文革强驽之末，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紧张而错乱，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这位前乡党委书记已经五十多岁，可是，他居然随口背得出来 他的乡里的一连串“黑五类”的名字！他说，他们后来成了朋友，有的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情节，令我想到，政治与人性的关系，一个公务员，即便在阶级斗争为 纲的年代，人性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超越强大的政治偏见。
这时，门响了。
来的是警察。接下来的事情告诉我，政治确实与人性的关系：政治可以改变人性，可以使人变得不可理喻。
一
我们的朋友和亲戚都不可能在这时来敲门。屋里只有我和几个孩子，孩子们面面相觑，等我去开门。
拉开门，三个男人，为首一个穿着制服，直往屋里逼：“派出所的，查户口，暂住证。”一副大义凛然。
我站在门口，没有让他们进来的意思。
但为首一个，即制服，还在站进来了。
我渐渐看清楚，后两个，还没有进到屋里的，没有穿制服。
制服跟我站得很近，太近了，形成威逼姿势。他喜欢边说话边挥手。
我提醒他，说话客气一点，声音小一点，为了不要吓着小孩。我的女儿和两个侄子在场，均属儿童，分别11岁、10岁、9岁。
小不下来。
我又提醒，不用挥手。
我压低声音说的。
“我——”他大声武气地辩护他没有挥手，同时，嗖的一下，他的手臂直指我的在沙发上侄儿的头脸。
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二
叫我交户口，身份证，暂住证。
没有。我说。
我至少知道一点，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在非紧急公务情况下，警察不能直接进入民宅，无论白天或是晚上。
我在等待他明白一些基本的道理。
但他显然不明白。
事实上，我不能判断他是不是打劫的。
但我只能“配合”他。
我告诉他，我是南方周末成都记者站的。我没有办过暂住证，单位没有给我办，我自己也不打算办。
他实在架式很大，我打通了记者站张老师的电话，她人在昆明，我说，你在昆明还是跟人民警察说一下，关于暂住证的问题。
制服无视我的存在，向我正面逼过来，我们跟他面对面，我很不习惯跟人在这么近的距离说话，他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给我造成身体和心理压力。后面是我的卧室，但我只好侧身让他，在这种时候，发生冲撞，那将是一个大悲剧，它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启发他，这是民宅。
我看着他的警牌——010419，如果他真的是警察，我希望他明白他在做什么。
制服直视着我——
“噫，你还有点怪得！”
威胁和挑战的意味太浓了，我担心孩子们，我相信孩子们已经感到紧张了。
制服向卧室走去。
“那是卧室，请不要过去。”
“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住了些什么人。”制服说。
其实，我的女儿已经说过好几遍了：这里住着我的爸爸妈妈和我，这两位是我的姐姐和弟弟，假期天来玩的。
没有人穿着外面进屋的鞋子在卧室里走过，除了这位穿着人民的制服的人。
制服大大列列地进卧室去“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去了。
满地都是我小从北京给女儿买的魔术玩具。我的心都碎了。
“怎么这么多床！”难以想像，这是警察的问话。
“你看我们多少人嘛！”我女儿早就跟着制度跑了进去。后来，当我明白了女儿急急忙忙地解释来解释去，又跟着制服在屋里走，并不是为了她的玩具不要被踩着的时候，我简直热泪盈眶。上帝啊，我死都不愿意让女儿看到这一幕。我知道，她会把它写进作文里的。
三
必须软化这种气氛。必须早点结束这个场面，为了孩子们。至少为了今晚，孩子们还要轮流洗澡，不然要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我注意到有一位没有穿制服的人，比制服年轻一些（制服大约快五十岁的样子），一直面带微笑。他已经进屋了。我想，既然到了家里，也没有办法，只好按社交礼仪，我给他一张名片。这是我最后的几张名片，是广州印的，广州地址，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出现在眼前。
我没有把制服当客人，我不想给他名片的，但是，想了想，还是给了。并且把广州的手机号叉掉，写上成都的地址。
我的女儿早就把我们家的基本信息，所有人的名字，在哪里工作，包括她自己在哪里上学，全部报给了那位面带善意的非制服，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一一记了下来。
在我主动“软化”气氛的之后，制服和微笑的便衣，这样开导了我：我们也是工作，要是你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好掌握，还是为你们之类云云。“我们未必愿意这样 啊。”——引号里这句话，是制服说的，如果原话不是这几个字，意思大约没错。因为这给我印象比较深，我想，谁逼他们夜里去闯良民百姓的家了吗？
分明是把住出租屋的当潜在罪犯，就觉得有权这样闯进私宅。
但是，他们这样说，就是要收场的意思。
谢天谢地。
可是，老天爷啊，谁需要这样的制服，这样的大晚上闯到卧室来“为你们好”，谁领回去吧。
他们往楼上走了。
意味着楼上有人要接受他们的“好”。
我伤心透了，难以自制。留下女儿和侄女在屋子里看电视，拿出羽毛球拍，对9岁的侄儿说，走，出去打羽毛球。其实，灯光下不能打的。打了几下，四舅送妈妈回 来，妈妈叫四舅进屋坐坐，四舅想坐公车回去，说不进屋了。我担心自己没有心情陪四舅，也就没留他，甚至没有送他（四舅身体不好）。
我庆幸母亲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幕，真是善良的人，受上帝看护。
四
我暂时不想面对一群孩子，和刚才回家的母亲（太太从亲戚家回来，刚才的情况看到个尾声），跑到门卫处坐着。
想着楼上的人家正在接受同样的检查，我觉得这事还是问个清楚为好。
打猛追湾派出所的电话，占线，一直占钱。
打“警务警风电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态度和蔼，肯定了“警察的做法是不对”，耐心地听我罗嗦。但是，我要求得到“回复”，却也不太可能。
打公安局一位领导级的朋友的电话。
打我正在写的那位领导的电话。
三人下楼了，出门了，经过我面前。
我对他们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警察。治安这么复杂，听说经常有人穿制服冒充警察入室。
一直站在门外的另一便衣说话了：穿警服就是证件。
警服说，你没有提出要我出示证件。
边说边站到面前来了。
又开始挥手。
我还是坐着的。我说，不要挥手，你已经习惯性了？
他说，我是习惯。
真从裤袋里拉出一个物件来，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没有兴趣看。
我非常清楚，他在我家里不亮证件是对的。试想，在大晚上，只因为你是一个住出租屋的，被视为潜在治安对象，而不是现实的紧急需要，就强行入室检查，即便亮一下证又怎样，就“合法”了吗。谁给了警察这么大的权利啊？
我站起来，给他们讲了一通大道理——
首先，我对制服说：我在看你的表现，我在等你明白，你没有出示证件，没有进屋有关手续，迫于无奈，我只好向你介绍我的单位，汇报我家的基本信息。难道进入 民宅需要首先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需要出具一个更正式的法律文书，说明入室的理由，这个道理，按你的意思，还要需要我来教你吗？要我提出要求吗？而我提示 你了，你反而威胁我。
我说，我一直把握着分寸。我为什么给这位先生名片？因为我看到他一直比较礼貌，既然进了我的门，没办法，只好当朋友看，给个名片。
我没有失礼。有礼有节。
刚才微笑的，有礼貌的便服说话了：名片名片就是骗……我们……我们……
他拖了个尾音，似乎觉得这个话表达得也不尽心意。但他的意思，是强调他和制服是“我们”，这很明白。因为他的微笑，我把他和制服分开了，他在提示我错了。
我说。对，是“你们”，我不应该就凭面带微笑就把“你”和“们”区别开来！
五
我目送他们离去。
一家老小从屋里出来，我也不写稿子了，一起到河边去散心。
她们拖在我后边。
我还在打电话。
连报社的朋友那里，都去倾述了，明知道报纸上不可能出现警察的负面新闻。
女儿跟在后面，默默无语。一会儿看到河边自由玩耍的狗，就去逗狗了，到了东风大桥的水池边，就忘乎所以地和另两个小孩子追逐欢跑起来了。小孩就是小孩，愿 她不要记住警察原来是可以这样到家的。愿她长大了会明白，她没有义务对一个闯进家里的不速之客汇报家里的情况，没有，没有这个义务。
六
十一点，又听到敲门声。
母亲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她已经知道了刚才的情况，我去开门的时候，她显得犹有余惊，用手阻止我去开门。我心里一阵痛。
猛追湾派出所所长先生来了，带了另一个警察，介绍说是刑警。（这位刑警老兄一直没有说话，大概是因为跟领导一起，他不便说什么吧。只是在中途，我讲到，警 察在非紧急情况下，仅仅以查证件为由硬闯人家卧室，是不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时，他可能觉得这个词好笑，笑了一下。当然，我也觉得好笑）
他们很客气。
我也很客气。
立即让座，沏茶，敬烟。
我说，你们这时候来，显然是客人了。
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进行的，结束的。
我首先检讨，既然这时登门，说明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把事情播散出去了，影响你们休息。
的确影响了所长休息，他没有上班。
我介绍了整个过程。
所长毕竟是所长，有政策水平，也给人一种信任的感觉。
我跟所长探讨，没有勾通，没有信任，未经允许，可不可以硬闯，再说，卧室有什么好看的嘛，还要看我说假话没有。其二，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受的阳光教育，这 个现场对他们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同时，这样的情景给我的家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我介绍了母亲的情况——说的时候，我很心痛。我不知道怎样跟母亲解释，两位 “道歉”的警察在我家时，她老人家一直坐另一间屋，临末才出来的。
我送他们上车。所长叫我免礼，我说，来者是客，坚持送到车边。
交换了电话号码，在最后的握别时，所长说我“有个性”。
我想，比起我受肯定的“个性”来，我当然是更希望他对我跟他探讨的问题多一些首肯。不过，事情搞成这样，经过多少电话往来，直到所长牺牲休息时间，也只能 说是因为我的“个性”，当了一回“特殊公民”，否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感谢过问帮助过问此事的朋友，同时也诚惶诚恐）。而前一位警察跟我也无怨无仇，他 进我的家，无非跟进别人的家，一样的进法。
七
上帝啊，可怜这里的人民，把警察阻在门外，不要让他们随便硬闯私人住宅，特别是卧室吧。这可是两百年前的人类文明成果啊。
上帝啊，取消暂住证吧，不要无缘无故查进屋盘查吧。我每个月交个人所得税五百元以上，比我孝敬父母的还多；我遵纪守法，每天读书写字，吃饭睡觉，如果无功 于社会，也绝不加害于他人；我瞻养老人，抚育稚子，如果社会嫌我多余，但亲人绝对以我重要。就让我安静地“暂住”吧，让我安静地“暂住”在出租屋里，不要 因为住在出租屋，就视为准罪犯。
（2006-08-02晚）
何三畏
晚上九时过，我正在屋里憋一篇主流人物的采访稿，因为顾念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关系，文章写得艰难。其实，这个人物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感觉就是，他在二十三岁的 时候，做乡党委书记，那时是文革强驽之末，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紧张而错乱，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这位前乡党委书记已经五十多岁，可是，他居然随口背得出来 他的乡里的一连串“黑五类”的名字！他说，他们后来成了朋友，有的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情节，令我想到，政治与人性的关系，一个公务员，即便在阶级斗争为 纲的年代，人性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超越强大的政治偏见。
这时，门响了。
来的是警察。接下来的事情告诉我，政治确实与人性的关系：政治可以改变人性，可以使人变得不可理喻。
一
我们的朋友和亲戚都不可能在这时来敲门。屋里只有我和几个孩子，孩子们面面相觑，等我去开门。
拉开门，三个男人，为首一个穿着制服，直往屋里逼：“派出所的，查户口，暂住证。”一副大义凛然。
我站在门口，没有让他们进来的意思。
但为首一个，即制服，还在站进来了。
我渐渐看清楚，后两个，还没有进到屋里的，没有穿制服。
制服跟我站得很近，太近了，形成威逼姿势。他喜欢边说话边挥手。
我提醒他，说话客气一点，声音小一点，为了不要吓着小孩。我的女儿和两个侄子在场，均属儿童，分别11岁、10岁、9岁。
小不下来。
我又提醒，不用挥手。
我压低声音说的。
“我——”他大声武气地辩护他没有挥手，同时，嗖的一下，他的手臂直指我的在沙发上侄儿的头脸。
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二
叫我交户口，身份证，暂住证。
没有。我说。
我至少知道一点，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在非紧急公务情况下，警察不能直接进入民宅，无论白天或是晚上。
我在等待他明白一些基本的道理。
但他显然不明白。
事实上，我不能判断他是不是打劫的。
但我只能“配合”他。
我告诉他，我是南方周末成都记者站的。我没有办过暂住证，单位没有给我办，我自己也不打算办。
他实在架式很大，我打通了记者站张老师的电话，她人在昆明，我说，你在昆明还是跟人民警察说一下，关于暂住证的问题。
制服无视我的存在，向我正面逼过来，我们跟他面对面，我很不习惯跟人在这么近的距离说话，他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给我造成身体和心理压力。后面是我的卧室，但我只好侧身让他，在这种时候，发生冲撞，那将是一个大悲剧，它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启发他，这是民宅。
我看着他的警牌——010419，如果他真的是警察，我希望他明白他在做什么。
制服直视着我——
“噫，你还有点怪得！”
威胁和挑战的意味太浓了，我担心孩子们，我相信孩子们已经感到紧张了。
制服向卧室走去。
“那是卧室，请不要过去。”
“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住了些什么人。”制服说。
其实，我的女儿已经说过好几遍了：这里住着我的爸爸妈妈和我，这两位是我的姐姐和弟弟，假期天来玩的。
没有人穿着外面进屋的鞋子在卧室里走过，除了这位穿着人民的制服的人。
制服大大列列地进卧室去“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去了。
满地都是我小从北京给女儿买的魔术玩具。我的心都碎了。
“怎么这么多床！”难以想像，这是警察的问话。
“你看我们多少人嘛！”我女儿早就跟着制度跑了进去。后来，当我明白了女儿急急忙忙地解释来解释去，又跟着制服在屋里走，并不是为了她的玩具不要被踩着的时候，我简直热泪盈眶。上帝啊，我死都不愿意让女儿看到这一幕。我知道，她会把它写进作文里的。
三
必须软化这种气氛。必须早点结束这个场面，为了孩子们。至少为了今晚，孩子们还要轮流洗澡，不然要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我注意到有一位没有穿制服的人，比制服年轻一些（制服大约快五十岁的样子），一直面带微笑。他已经进屋了。我想，既然到了家里，也没有办法，只好按社交礼仪，我给他一张名片。这是我最后的几张名片，是广州印的，广州地址，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出现在眼前。
我没有把制服当客人，我不想给他名片的，但是，想了想，还是给了。并且把广州的手机号叉掉，写上成都的地址。
我的女儿早就把我们家的基本信息，所有人的名字，在哪里工作，包括她自己在哪里上学，全部报给了那位面带善意的非制服，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一一记了下来。
在我主动“软化”气氛的之后，制服和微笑的便衣，这样开导了我：我们也是工作，要是你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好掌握，还是为你们之类云云。“我们未必愿意这样 啊。”——引号里这句话，是制服说的，如果原话不是这几个字，意思大约没错。因为这给我印象比较深，我想，谁逼他们夜里去闯良民百姓的家了吗？
分明是把住出租屋的当潜在罪犯，就觉得有权这样闯进私宅。
但是，他们这样说，就是要收场的意思。
谢天谢地。
可是，老天爷啊，谁需要这样的制服，这样的大晚上闯到卧室来“为你们好”，谁领回去吧。
他们往楼上走了。
意味着楼上有人要接受他们的“好”。
我伤心透了，难以自制。留下女儿和侄女在屋子里看电视，拿出羽毛球拍，对9岁的侄儿说，走，出去打羽毛球。其实，灯光下不能打的。打了几下，四舅送妈妈回 来，妈妈叫四舅进屋坐坐，四舅想坐公车回去，说不进屋了。我担心自己没有心情陪四舅，也就没留他，甚至没有送他（四舅身体不好）。
我庆幸母亲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幕，真是善良的人，受上帝看护。
四
我暂时不想面对一群孩子，和刚才回家的母亲（太太从亲戚家回来，刚才的情况看到个尾声），跑到门卫处坐着。
想着楼上的人家正在接受同样的检查，我觉得这事还是问个清楚为好。
打猛追湾派出所的电话，占线，一直占钱。
打“警务警风电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态度和蔼，肯定了“警察的做法是不对”，耐心地听我罗嗦。但是，我要求得到“回复”，却也不太可能。
打公安局一位领导级的朋友的电话。
打我正在写的那位领导的电话。
三人下楼了，出门了，经过我面前。
我对他们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警察。治安这么复杂，听说经常有人穿制服冒充警察入室。
一直站在门外的另一便衣说话了：穿警服就是证件。
警服说，你没有提出要我出示证件。
边说边站到面前来了。
又开始挥手。
我还是坐着的。我说，不要挥手，你已经习惯性了？
他说，我是习惯。
真从裤袋里拉出一个物件来，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没有兴趣看。
我非常清楚，他在我家里不亮证件是对的。试想，在大晚上，只因为你是一个住出租屋的，被视为潜在治安对象，而不是现实的紧急需要，就强行入室检查，即便亮一下证又怎样，就“合法”了吗。谁给了警察这么大的权利啊？
我站起来，给他们讲了一通大道理——
首先，我对制服说：我在看你的表现，我在等你明白，你没有出示证件，没有进屋有关手续，迫于无奈，我只好向你介绍我的单位，汇报我家的基本信息。难道进入 民宅需要首先证明自己的身份，或者需要出具一个更正式的法律文书，说明入室的理由，这个道理，按你的意思，还要需要我来教你吗？要我提出要求吗？而我提示 你了，你反而威胁我。
我说，我一直把握着分寸。我为什么给这位先生名片？因为我看到他一直比较礼貌，既然进了我的门，没办法，只好当朋友看，给个名片。
我没有失礼。有礼有节。
刚才微笑的，有礼貌的便服说话了：名片名片就是骗……我们……我们……
他拖了个尾音，似乎觉得这个话表达得也不尽心意。但他的意思，是强调他和制服是“我们”，这很明白。因为他的微笑，我把他和制服分开了，他在提示我错了。
我说。对，是“你们”，我不应该就凭面带微笑就把“你”和“们”区别开来！
五
我目送他们离去。
一家老小从屋里出来，我也不写稿子了，一起到河边去散心。
她们拖在我后边。
我还在打电话。
连报社的朋友那里，都去倾述了，明知道报纸上不可能出现警察的负面新闻。
女儿跟在后面，默默无语。一会儿看到河边自由玩耍的狗，就去逗狗了，到了东风大桥的水池边，就忘乎所以地和另两个小孩子追逐欢跑起来了。小孩就是小孩，愿 她不要记住警察原来是可以这样到家的。愿她长大了会明白，她没有义务对一个闯进家里的不速之客汇报家里的情况，没有，没有这个义务。
六
十一点，又听到敲门声。
母亲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她已经知道了刚才的情况，我去开门的时候，她显得犹有余惊，用手阻止我去开门。我心里一阵痛。
猛追湾派出所所长先生来了，带了另一个警察，介绍说是刑警。（这位刑警老兄一直没有说话，大概是因为跟领导一起，他不便说什么吧。只是在中途，我讲到，警 察在非紧急情况下，仅仅以查证件为由硬闯人家卧室，是不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时，他可能觉得这个词好笑，笑了一下。当然，我也觉得好笑）
他们很客气。
我也很客气。
立即让座，沏茶，敬烟。
我说，你们这时候来，显然是客人了。
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进行的，结束的。
我首先检讨，既然这时登门，说明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把事情播散出去了，影响你们休息。
的确影响了所长休息，他没有上班。
我介绍了整个过程。
所长毕竟是所长，有政策水平，也给人一种信任的感觉。
我跟所长探讨，没有勾通，没有信任，未经允许，可不可以硬闯，再说，卧室有什么好看的嘛，还要看我说假话没有。其二，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受的阳光教育，这 个现场对他们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同时，这样的情景给我的家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我介绍了母亲的情况——说的时候，我很心痛。我不知道怎样跟母亲解释，两位 “道歉”的警察在我家时，她老人家一直坐另一间屋，临末才出来的。
我送他们上车。所长叫我免礼，我说，来者是客，坚持送到车边。
交换了电话号码，在最后的握别时，所长说我“有个性”。
我想，比起我受肯定的“个性”来，我当然是更希望他对我跟他探讨的问题多一些首肯。不过，事情搞成这样，经过多少电话往来，直到所长牺牲休息时间，也只能 说是因为我的“个性”，当了一回“特殊公民”，否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感谢过问帮助过问此事的朋友，同时也诚惶诚恐）。而前一位警察跟我也无怨无仇，他 进我的家，无非跟进别人的家，一样的进法。
七
上帝啊，可怜这里的人民，把警察阻在门外，不要让他们随便硬闯私人住宅，特别是卧室吧。这可是两百年前的人类文明成果啊。
上帝啊，取消暂住证吧，不要无缘无故查进屋盘查吧。我每个月交个人所得税五百元以上，比我孝敬父母的还多；我遵纪守法，每天读书写字，吃饭睡觉，如果无功 于社会，也绝不加害于他人；我瞻养老人，抚育稚子，如果社会嫌我多余，但亲人绝对以我重要。就让我安静地“暂住”吧，让我安静地“暂住”在出租屋里，不要 因为住在出租屋，就视为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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