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8, 2009

不能发表的故事(zt)

只能FUCK这个party和这个party统治下的国家。老婆曾问我到时要不要申请美国护照。我自己都惊讶于自己毫不犹豫的回答。老婆自己倒是说,她要暂且留着中国护照,免得将来回去还要签证。



欢迎广为转帖:原帖此进入(浦志强的第十二个搜狐博客)

不能发表的故事

——章仲锷先生仙逝一周年祭

卢跃刚

我相信,一个较长的时段而言,我对章仲锷先生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我的了解。与《中国作家》编辑部其他熟人比较,我跟章先生认识最早。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应该是1984年,我就转弯抹角地通过熟人把我的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转给了章先生。那时,他在《当代》。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的 信,一张皱巴老头般的红条格纸,正面密密麻麻记的是牌分,显然是编辑部闲暇时打牌记分顺手抄来的一张废纸,背面是给我的回信。回信没有称谓,没有落款,随 手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稿子读了,还不够发表水平,继续努力云云。

八十年代蒙昧初开,文学的神圣,文学功能的泛社会化,文学杂志的稀少,文学青年的汹涌澎湃,一篇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并像圣经一样广泛传颂(如短篇小说《伤痕》、报告文学《人妖之间》),都不是今天或以往所能想象的。

章先生是顶顶有名的大编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传奇人物,那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学事件、重要作品、重要作家与他有关,能在打牌之余赐给我一张亲笔退稿信,算是我的幸运,虽然没头没尾、皱皱巴巴,烟渍水斑里带着几分社会稀缺、时代宠幸的眉目。

说话间过了十年,传说中的章先生我才真正认识。那时,章先生是《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冯牧先生。经过1989年“六四”之后的三年肃杀,《中国作家》稀有地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编辑方针和宽容态度,因此我成了《中国作家》的常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1992—1998年后我先后写作了13部中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了12部,其中在《中国作家》连续发表了5 部。送稿,编稿,改稿,讨论,吃饭,喝酒,在沙滩文化部大院里那幢二层活动板房里极其随意,与《中国作家》混得烂熟。

章先生高高的个儿,蓬乱着头发,脸上皱纹很深,沧桑而不多言,办公室碰见,也就是打个招呼就走人,从未深聊过。初识时我叫他“章老师”,后来熟了,我跟着编辑部的人叫他“老章”。现在,我要叫他“章先生”。

章先生去世,没有人告诉我,可能是不便告诉我。他们知道,章先生生前有一个大郁闷跟我有关,我如果出现,可能很多人的脸面不好看?故事要从《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头条发表我的中篇报告文学《在底层》说起。

1996年冬天,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日子特别难过。“下岗”就是“失业”。“失业”不好听,社会主义怎么会失业?承认了失业,等于是抽自己的嘴巴子,如 同蒋介石溃败台湾叫“转进”,红军丢了根据地四处流窜叫“长征”。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要永远保持,咬紧牙关,坚定不移。

这个题一定要破。失业就是失业。问题就是问题。失业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处于绝对的劣势,面临着道义和生活的双重压力。道义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几十 年被意识形态宣传鼓吹起来的“主人翁”精神,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下不来,而且中共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是被改革意识形态压着。当时的说 法是“腾笼换鸟”,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笼,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鸟,谁敢不支持改革?

但是市场疲软,工厂停工,过冬烧暖气的煤都买不起,“主人翁”们饥寒交迫,去政府请愿要工作要饭吃,早期还给主人翁一点老面子,市长市委书记还要走出荷枪 实弹的武警把守的大门,见见工人,领着失业工人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时候唱这首歌极具荒诞 感,像是一首挽歌。英特纳雄耐尔没来,来了个近亲——因特尔网联网时代。

往后就不客气了,警察才不管你什么主不主人翁,市长书记也不出来了,一声令下,该驱散驱散,该抓人抓人。产业工人成了被改革的对象,成了某个主义某种经济 的牺牲品,贵族身份永远结束了。主仆关系回归雇佣关系。往后,失业工人围堵政府大门成了时代的常态。那时的工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被改革边 缘化,结束贵族地位,堕为城市底层贫民,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第二大边缘群体(第一大被损害的边缘群体是八九亿农民),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远没有吉林通化 钢铁厂的工人那么理直气壮,获得广泛的社会道义支持。

你要维权吗?法院不准受理,媒体不准报道。各级工会呢?工会是统治工具的一个部分,它才不会管工人的死活。《在底层》要告诉公众,当下中国城市失业人口已 经是3000多万,失业率不是官方公布的自欺欺人的2.8%,而是14.9%,居世界失业率之首,加上农村两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候唱《国际歌》除了荒诞感,也有悲剧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了新的真实,党和政府靠不住,要靠自己。这是向旧时代一出不光彩的谢幕。要不然市长市委书记领着你们唱《国际歌》是什么意思?

《在底层》就是要揭示这种荒诞感和悲剧感,揭示这个时代个人选择的本质:自救。我要告诉产业工人,进而告诉全体国民,过去别人骗我们,我们被骗了,责任在 别人,我们也有责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自己骗自己,还想着靠别人——党和政府,靠不住。《在底层》讲了两个城市的变迁,沈阳和重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 是传统大工业基地,计划经济的宠儿,市场经济的弃儿。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我要在《在底层》里揭示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我打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传统,采取了单元阅读的方法,中国、美国,沈阳、重庆、贵州、北京,历史和今天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被内在的逻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跨时空的立体的全息景观。

其中主要的故事发生在重庆。1992年6月,行业规模全国排行老三的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引起的 轰动自不待言。接下来进入破产收购,重庆市海外集团收购了该厂。海外集团名义上是重庆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挂靠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挂靠”也叫“戴 红帽子”。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对私营经济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准进行独立的私营工商注册,要注册可以,必须“挂靠”某党或政府部门,某国有企事业单位。

“戴红帽子”的潜台词是很龌龊的,与当时大量引进外资优惠外资相比较,几乎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应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耻辱的一页,为国家抢夺私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衍生出了大量的产权和法律恶果。重庆市海外集团就是一例。

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是集团的真实出资人,集团财产的真正拥有者。但是事态风云变幻,任亚非与统战部派驻企业的代表内讧,任亚非实名揭发统战部官方代表向政 府官员行贿受贿,牵涉包括副市长、台办主任在内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诱发重庆市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地震。可笑可恶的是,对检举人任亚非的惩罚远超 贪官污吏,以侵占罪、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15年徒刑。不久,对海外集团分文未出的重庆市统战部接管了海外集团,侵吞了海外集团两亿元的资产,完成了“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底层》对这起打击行贿受贿举报人,党的部门非法侵吞私人财产的事件有着独家、完整和细节性的揭露,一发表即在重庆引起巨大轰动。其时正值重庆市两会期间,两会代表几乎是人手一份《在底层》复印件。

这是《在底层》捅的第一个马蜂窝。捅的第二个马蜂窝是“六四”。

凑巧的是,《中国作家》当时是双月刊,三月号“六四”前出版,而《在底层》说到了“六四”的内容。这是“六四”发生至今,大陆媒体第一次公开评论“六四 ”。说到这儿,《在底层》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出场了,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萧秧。我公开赞扬了萧秧处理“六四”和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思想、方法和策 略。

他处理“六四”的故事很著名。“六四”学潮期间,市委书记萧秧到大学与学生对话,大学生要他表态:学生运动是不是“动乱”。他说,不是“动乱”,但是“乱 动”,理由是两条,1、未申请就游行;2、未按规定路线游行。我评论说:“从语义上讲,‘动乱’是一种行动的性质和结果,‘乱动’则是一种行动的不规范状 态。不规范,可以约束,可以调整,可以商量,可以沟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决便没有余地了。‘乱动’打破了‘动乱’的刚性语境,增强了不失原则的对话基 础。”

过来人大多知道,1989年《人民日报》“4·26社论”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学潮升级、“六四”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89年到今天,稍 有理性的人都对“4·26社论”的定性及其恶果有着深刻的质疑和批评。对此,萧秧生前跟我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据我所知,封疆大吏中,不止萧秧一人持此议。 这说明,党内高层对“六四”处理的方法和结果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差别是,别人的意见是私下的,萧秧的意见被我公开了。萧秧看了《在底层》 后,还说我重庆那段写得不充分。

捅的第三个马蜂窝是中宣部。

党的体系中,中宣部是最怪诞的组织。我就是宣传部出来的人,后来到中国青年报,“中央大报”一干二十多年,深知宣传部的《1984》的意义。中宣部管意识 形态,管思想,管理论,管学术,管教育,管新闻媒体;它的怪诞在于,它的全部社会功能是根据政治需要说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压制言论自由,制造虚假历 史,粉饰现实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它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毒瘤,人们厌之恶之又莫可奈何之。焦国标一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被天下人共唾弃,却依然 在长安街上没羞没臊茁壮矗立。

《在底层》中,我把中宣部视同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普罗克鲁斯特。这个怪物只会说两个英语单词(我发挥的):YES、NO。他家有个铁床,把人放上去,腿长的砍短,跟床一般齐;腿短的拉长,跟床一般齐。

此说大大得罪了当时的中宣部长丁关根(民间对丁大人的尊讳有解曰:丁关根,履行着思想警察总头目的职责——“盯”住、“关”住、“跟”住。他公开的说法是 “守土有责”)。他开始追杀卢某人和《中国作家》。他在一次会上说,卢某人“不满意中宣部,可以不在中宣部管的报纸干嘛”。赤裸裸地威胁卢某人的生计。

《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党组成员、书记处成员、主席副主席等等都是由中宣部考察提出人选,中组部办手续。 1996年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的一把手是翟泰丰。此公爱在聚会场合演小节目“胡传魁”,就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之前是中宣部副部长。说 白了,中宣部直接统治中国作协,当然不会饶了《中国作家》杂志社。

首先是在党的系统内发难。1996年6月6日,四川省纪委致函中国作协党组,云:“贵会主办的《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刊登的报告文学《在底层——自 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第八至第十二节报道了四川省重庆市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其中关于海外公司和任亚非的描述严重失实。此事事关重大,在当地造成严重不良后 果,这是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请贵会党组派人调查,并责成《中国作家》刊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中国作协怎么核实的呢?中国作协办公厅7月1日给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打了个电话“了解情况”,某主任说,第一,“《在底层》一文第8—12节涉及到两 个人物,即萧秧(当时重庆市委书记)、任亚非(海外公司总经理)。对萧秧,文中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且按有关规定,宣传省级领导干部应 经有关部门审核。据省纪委了解,《在》文未经省委宣传部审核。”第二,“海外公司是挂靠在市委统战部下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几年,任亚非因有贪污、行 贿行为,被司法部门起诉、判决。《在》文把海外公司说成是私有制企业,这就使得任亚非的贪污、行贿行为没有了主体,也就等于推翻了司法机关的判决。此事在 重庆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代表们呼吁,要查清此事。究竟是司法机关处理错了,还是文中写错了。重庆市委一再要求对此事表态。”

“省纪委的意见和建议:如说任亚非的公司是私营企业,请拿出确凿证据;《中国作家》刊载此文造成不良影响,应在适当的时候再刊载启示加以说明。这样做,对重庆市的工作也有利。”

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张嘴胡说,什么把萧秧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怎么不好?萧秧对破产企业的处理不好,还是六四避免了重庆大乱不 好?任亚非是因为贪污、行贿被起诉的吗?中国作协办公厅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出事实判断,只能将省纪委的电话记录原样附上。于是,中国作协两位党组成员陈 昌本、施永祥屁滚尿流地在电话记录上签署了意见。

陈昌本指示施永祥:“此事建议等四川省纪委来正式文后,再根据纪委的要求,认真处理。”施永祥又指示中国作协办公厅按照陈昌本的指示办,协助《中国作家》处理“《在底层》事件”,并把处理结果“及时报告昌本”。

请注意,这是中国作协唯一一次对“《在底层》事件”的正式调查。不过,这不像调查,更像是向地方党委下跪,谢罪候旨。可能读者会觉得怪异,中国作家协会是直属于中宣部领导的正部级单位,却要向四川省纪委——一个副部级单位下矮桩子,什么体统?

四川省纪委的运作很厉害。他们向中纪委呈送了专件,说卢某人的《在底层》为任亚非翻案,而该案是1994年四川省纪委牵头,省委工作组直接领导下查处的。 而且卢某人在重庆市两会期间到重庆活动,扬言要写文章为任亚非翻案。材料结尾,省纪委的刀笔吏狠下杀手,说当天下午有人在解放碑散发为“六四”翻案的传 单。这是挑逗当局“六四”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致卢某人于死地。

不过,省纪委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他们反对写萧秧,可是处理重庆任亚非案所牵涉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贪污受贿的四川省委工作组组长恰恰是省长萧秧,而萧秧多 次向作者披露过案件的内情和处理过程中的苦衷。其中最大的苦衷是,重庆这场政治大地震动摇的很多人物,是他离任重庆市委书记前的安排,他要权衡政治厉害。 任亚非被判刑,实际是他权衡的结果。只不过我发表《在底层》的时候,1996年四川两会期间,中央突然把萧秧撵下了台。有人分析,这是中央的削藩行动之 一。当时有三大强藩,北京的陈希同,广东的谢非,四川的萧秧,不大听招呼,一一扳倒。陈希同最惨,被送进了监狱。

中纪委很高层次转发了省纪委的告状信。当时主管中纪委的中央常委也签署了意见,并转给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常委意见相当中性且有分寸。遵照团中 央书记的指示,报社党组派人跟我谈话,了解情况。我强调,《在底层》写作是非职务行为,如有问题当由本人和发表文章的杂志负责,与报社无关。

报社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一篇检查交上去蒙混过关?报社告诉我,丁关根很重视这件事,几乎每天都盯着团中央了解处理结果。我不同意。我说“六四”清查,人人 过关,其中因我写广场“民主之神”的报道要我检查,我都坚决拒绝,何况现在这桩与报社无关的事情呢?要我写可以,我可以写一个“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写好交上去,报社一看乐了,说,“你这哪像检查,是篇控诉信嘛!不行不行。”我问:“那怎么写?”说:“团中央问题不大,主要是丁关根盯得 紧。怎么着也要给中宣部说两句软话。”“怎么说?”“你就说中宣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文学创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按这个调子写?”“就按这个调子 写。”

我回去写了,又交上去。报社一看又乐了:“这不是讽刺挖苦吗?算了算了。我代表报社写个东西吧。”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检查也好,说明也好,怎么诌, 怎么哄,只要我没写,就跟我没关系。报社这位领导,是报社写检讨专业户,报社给各级的大小检讨他几乎一人包圆了,练得一身写检讨的好功夫。以我在新闻界厮 混二十多年的见识,写检讨水平超过他的,北京新闻界两三人?我看都未必。

他教我的写检讨真经,好多都忘了,只记得一条:态度要假装端正,思想认识要假装极其深刻。我理解是八个字:深刻认识,坚决不改。当好一家大报社总编辑的要 诀,我总结了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发稿子,就是敏锐、决断,敢于发表重大、敏感的稿件;担责任,就是出了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当然,担责任要会担责 任,其中包括要把检讨写的炉火纯青,否则无法保护自己,保护记者,保护队伍。

话说远了,再折回来。“《在底层》事件”,《中国作家》可没那么轻松。在中国作协的压力下,《中国作家》要求我写一个《在底层》采访写作过程的说明。

我写了“关于报告文学《在底层》的几点说明”:

一、 报告文学《在底层》是我“自救年代”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这部作品是我1994年底至1996年初调查采访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沈阳和重庆的基本情况、典型 案例、典型人物的成果。文中所涉及情况和证据都经过了较为详尽的采访与核实。即如此,仍有笔误例如原海外集团总经理朱家琪判刑两年,误为“判刑两年,缓刑 两年”;朱家琪原单位为监察局,而不是“司法局”。其他重要事实和基本判断,作者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

二、“自救年代”是作者对处于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和把握,着眼于社会现实、社会变化、社会反省和社会进步。把重庆“任亚非案” 作为主要素材的“在底层”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任亚非案”是个冤案。任亚非举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并涉及几十名处以上干部,受贿,已经中纪委和省纪委查 实,相关人员被从轻发落,而举报人任亚非却因此而罹难。涉及此案的重庆市主要负责人不回避,还亲自督办此案,难道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对这种局面因为早有 预测,才有任将关键材料和主要证据录音收藏的准备。其二,四川省纪委也非常清楚,要定任亚非的罪,把举报人任亚非置于死地的要害,是海外集团的性质问题。 对此,我已在作品中有详细叙述。

三、省纪委提出《在底层》“严重失实”,请拿出证据来!蹊跷的是,对报告文学提出质疑并进行大肆攻击的不是“当事者”——重庆市,而是与此案毫不相干的省 纪委。省纪委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亚非案”1994年便由市检察院办理,任亚非本人是个体户,从法理上讲,从管理的功能讲,省纪委根本没有资格就“ 任亚非案”和所写重庆的人物、事件发言。它最有权发言的恰恰是重庆市主要领导人贪赃枉法、后来又怎样蒙混过关的!

四、重庆市主要领导人打击举报人,操纵司法并直接干预“任亚非案”我本人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今年5月底,我在重庆与新任书记张德林专门派到宾馆看望我 的市委副书记滕久明、市中院二审法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亚非案”的领导)、任亚非的律师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在此之前,我分别与原四川省省长萧 秧、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交换过意见,还与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五、我与滕久明副书记交换意见,并请他转告张德林书记,关于重庆问题,我的写作留够了余地,这基于两点考虑:1、为重庆市公正处理“任亚非案”留够余地;2、准备重庆方面的诘难,我将保留继续披露其内幕的权利。

六、报告文学,命运多舛。报告文学的要害是事实,在搞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和组织措施都可能是轻率和不明智的,都可能陷入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报告文学涉及事实部分,当属司法管辖。一般的情形,事实问题都可以司法解决。

卢跃刚1996、7、15

我 的“六点说明”交给了章仲锷先生。冯牧先生去世后,陈荒煤先生继任,章先生仍是常务副主编。陈荒煤先生年老多病,不来上班,日常编务由章先生管,也就是执 行主编的角色。《中国作家》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任主编。“《在底层》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荒煤先生正生病医院,很是担心事态的恶 化,来人便问。

我的态度强硬,传达了六层意思:1、闻过则喜,有错就改;2、重庆市和省纪委故意混淆重庆市海外集团“红帽子”企业的真实性质,打击报复贪污腐败的举报 人,侵吞任亚非私人资产;3、省纪委去查办“任亚非案”并追杀本质上的私营企业家,追杀揭露此案的作家,行为蹊跷,涉嫌违规违法;4、《在底层》发表后, 作者去重庆的行动是公开透明的,与四川省和重庆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高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有广泛接触、交流,希望公正对待任亚非;5、除了《在底层》 已经披露的材料,我还有更重要更爆炸的证据;6、不要把“《在底层》事件”政治化,事实部分,司法来管,轮不上省纪委、中纪委、中宣部、团中央、中国作协 来管。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底层》发表当月我要去重庆。这有悖常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一般来讲,文章发表后再去事件发生地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但 是我必须去。我在北京通过确切的渠道了解到,二审法院可能会维持一审法院对任亚非的重刑判决;而一审时,早期曾经讨论过判任亚非死刑,我判断是贪官污吏们 要杀人灭口,即与四川省和重庆市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跟他们讨论,紧紧地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1、重庆市海外集团是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红 帽子”企业,是国家制度性地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后果,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2、任亚非是重庆市官场贪污腐败的实名举报人,举报事 实确凿,涉案官员已经查办,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省纪委参与,运用司法打击举报人,是极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只手查办腐败官员,一只手惩治实名举报 人,这情景太荒唐了!

应该说,我前期与四川、重庆高层和司法界的接触行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任 亚非的量刑。但是,任亚非难逃一劫。他没罪有错。他最大的错就是搅局,让省市两级官场难堪。惩罚他有两个效用,一是出口恶气,二是杀鸡给猴看,看你们还敢 不敢乱告状。这个心态来动员司法,不可能不制造冤案。

《在底层》涉及重庆故事的篇幅不到两万五千字,1994年开始,持续两年跟踪采访,内容够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还不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后来,我曾多 次见到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他也多次道歉,说他当时听信一面之词,对“任亚非案”的处理有失公正。道歉没用,任亚非判了十五年监禁,关在了监狱里,财产 也被抢夺了,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听说,一晃十五年,至今任亚非还在上访追财产。追的回来不,鬼才知道。

递交了“六点说明”,言犹未尽,一鼓作气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和原则立场:

翟泰丰同志并作家协会党组:

我是报告文学《在底层》的作者。

《中国作家》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作协党组7月9日的会议纪要精神。我给杂志社写了关于该报告文学的“六点说明”,并请章仲锷同志转交作协党组,供 作协党组在做出处理意见时参考。对的,我坚持;错的,我认账。想必作协党组诸负责同志已经看到了。送上“六点说明”后,我仍觉言犹未尽,不吐不快,算是我 对“六点说明”的进一步说明吧。

《在底层》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是指这篇报告文学展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揭露了一些贪 官污吏践踏法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引起强烈回应,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意料之外,是指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重庆市没有只言片语, 而是由与报告文学内容毫不相干的四川省纪委出面干预,作协党组仅依据没有资格发言的省纪委一面之辞,便断定“严重失实”。

据我了解,省纪委发难完全是重庆市涉及受贿案的领导运作指挥的结果,却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中纪委转摘四川省纪委“简报”时说,《在底层》“杜撰了沈阳、重 庆……的事实”。请问,你四川、重庆怎么能知道作者写的沈阳及其他地区的内容是“杜撰”呢?说文章“严重失实”,为什么不指出主要失实之处呢?要作者提供 证据,作者不是都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了吗?当然,作者不仅要对自己所写的全部内容负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报告文学涉及的重庆问题,我并没有展开 写。我曾与重庆市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交换意见时说过,我给诸公留够了余地。重庆市那些当事人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重庆市为什么不敢出来论辩、发难,原因不 言自明。——他们屁股上有屎!

作协党组“纪要”是7月9日,这时我正在陕西农村采访。作协党组在不与作者见面、不向作者调查核实报告文学内容和背景,只凭着省纪委单方面提供的情况,便 匆匆忙忙地对报告文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定性,显然是不理智和欠考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敢企望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能对作家的权利有更 多的保护,只是希望能与作者见面,调查了解清楚情况后再作决定。这种愿望不算过分吧?

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证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文献的文体。作家选用报告文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要承担比其他文学载体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改行、 报告文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然而,报告文学也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多让读者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让这个社会多讲一些真 话,多讲些实话,真切地记录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真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推动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 荣与发展,我想,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准备为这种权利和责任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作协党组的一些结论和措施,显然对报告文学 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是“讲政治”,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字眼。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讲政治”的理解和看 法。我认为,讲政治,首先要“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讲政治”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文学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否则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的“ 空头政治”,就会出现十年浩劫、1957反右时的思想禁锢。“讲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全民族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一个经济 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兴起,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看,它是新闻媒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张。报告文学与新闻遵循着一 个同样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情节细节的真实。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所有从 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都有同感。报告文学作家在“真实”、“讲真话”、“讲实话”这条道路上行走,有着数不清的痛苦、孤独与哀伤,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喜悦和 欢乐。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协的理解和支持,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真切的期盼,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自 身面临的许多实践与理论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决。

作家协会给会员的文学作品下结论,却不给会员当面申诉的机会,在重大问题上偏听一方意见,对作品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作者太不公平,也难以服众。

匆匆走笔,言不尽意,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但是我想,党组诸同志应该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吧?

卢跃刚1996、8、2

现 在看来,翟泰丰称谓后面的“同志”俩字应该去掉,本来很庄重的字眼,已经庸俗化、程式化。当然,我也压根儿没有把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上任以后突击入会当 上副主席、代表党管理、监督、驱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后来得了严重的“《在底层》病”(其病的症状是,中国作协机关的朋友告诉我,之后三年多的时间 里,翟泰丰毫无节制,大会小会只要是逢会就痛批《在底层》,说“多来些《苍天在上》这样的好作品,少来些《在底层》这样的坏作品”!几近癫狂)的中国作家 协会党组书记当作“同志”。我没有与之“同志”的福分。

这封信我特别针对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讲政治”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封信也是通过章先生转交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转到。你不要有压力。没什么。”拿着信,飘然走了。

此时他正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底层》是他终审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先生。稿件编辑过程中,萧立军建议删去中宣部部分和“六四”部分,我坚持。我说,中宣部 有什么不能批评的?“六四”已经过去七年了,还不能说两句话讨论一下?而且话虽挖苦,但是温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服了萧立军,萧立军是不是说服了章先 生或怎么说服了章先生,我不清楚,总之文章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其实惹大麻烦的不是重庆“任亚非案”,而是公开讽刺中宣部,公开议论“六四”。1949年以来,中宣部的九五之尊一般人正眼都不敢多看,老虎尾巴从来就没 有被摸过。这回被摸了一下,于是虎啸山林,要扑过来吃人。所以私下里,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给《在底层》的定性很严重。

“六四”问题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楚,更是当局一块最大的心病。《中国作家》公开议论“六四”,质疑当局“六四”的处理方法,在大陆尚属首次。

7月9日,在翟泰丰的主持下召开了1996年第十次中国作协党组会,以党组的名义给《在底层》定性:“内容失实,表现手法旁敲侧击,政治倾向有错误。”并 做出了五条决定:1、成立书刊领导小组,陈昌本为组长,郑伯农、陈建功为副组长,所属书刊社重点作品、重要文章都要提前送审;2、召开所属报刊社总编辑、 主编通气学习会,以《在底层》为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责成《中国作家》主要负责人对《在底层》问题作深刻检查,视认识程度做出处理;4、健全所属 报刊社主要领导一月一次的通气制度;5、健全所属报刊社的审读制度;6、向四川省纪委通报中国作协党组对《在底层》的处理情况,并以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 响。

“政治倾向有错误”是很严重的指控,退回四十年,我肯定被流放到北大荒了;退回七年,肯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中国作协所属的报刊社老总们惨了,据说被党组集中学习了三天,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在底层》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在底层》六七万字,憋泡尿的功夫就读完 了,怎么会集中学习三天?有与会者告诉我,会上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讲政治”的英明论断,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查遗补漏。会上一定有不少老总暗 地里骂:“卢跃刚这家伙混蛋,本来有不少漏网之鱼,这回又被捞回来了。”

荣幸啊,这是卢某人的作品第一次跟邓小平、江泽民的伟大著作和指示煮在了一个锅里,来了个“乱炖”。

迫于压力,《中国作家》9月底发表了致歉启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哀。章先生说:“你也可以辩护。发表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转到作协。当然,你也可以控告《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不忍控告《中国作家》。“道歉启事”一定是中国作协的压迫和最终审定发出的。前面说过,《中国作家》是“六四”后普遍犬儒的氛围下,罕见地坚守文学良 心,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大型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我都视为同道,即使他们鼓励我,用控告《中国作家》侵权的方式控诉中国作协、中宣部,我也不 会那么做。不管怎么样,起诉都会伤及《中国作家》,伤及章先生等负责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关呢。不过,我会留下一个正式的抗议文本备案。两个月后,我 向章先生递交了《我的辩护》:

《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看到了贵刊1996年第六期发表的“关于第三期刊载《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的重要启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收到四川省纪委的公函,在没有与作 者见面或对《在底层》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进行复核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文章失实,并责成贵刊进行“认真检查”,严重违反了处理此类事件应该遵循的程序 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深表遗憾。贵刊在发表“重要启事”前,省略了与作者见面磋商的程序,并在社会上给作者带来了负面影响,亦在此表示遗憾。

四川省纪委在给中国作协党组的函中说,《在底层》“涉及重庆市海外公司任亚非一案的内容失实,造成不良后果”。我必须说明的是,任亚非一案发生在重庆,且 已进入司法程序,《在》文发表时,已有明确的司法结论,有资格对《在》文提出异议的主要是重庆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四川省纪委没有资格对《在》文说三道 四。再者,任亚非本人不是党员,不属党的纪检部门管辖。第三,省纪委前期介入过案件,但主要查的是任亚非举报的重庆市的贪官污吏。四川省赴重庆处理案件的 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长萧秧同志。萧秧同志证实,任亚非所举报的主要事实无误。任亚非后来锒铛入狱,作者认为有明显的打击报复嫌疑。

不做调查,贸然认定一个没有资格的部门所做出的反应,这难道是慎重的吗?

我是《中国作家》的老作者,在与《中国作家》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对许多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编辑部和我都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写作前 充分交流想法,写完后认真推敲文字,绝不敢有大的虚妄。真实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问题,在做出某种判断前,完全可以先找作者来谈谈,沟通情况, 交换意见。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权利要求作协保护作家的创作,尊重作家的劳动和人格。不做认真调查研究,单方面听取意 见,屈从权力威慑,进行“黑匣子”操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启事”说“该文介入地方法院已作判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的案件,为被判罪的任亚非开脱。”这实在是个缺乏常识的说法。其一,法院和媒体都有其不同的社会功 能。司法是否公正,当在舆论监督之列。法院判了,舆论便不能过问?就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是谁家的规矩!其二,判定罪与非罪,严格地讲,不是依据某个司 法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决定,而是最终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发生差谬的案件亦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制度是有诸多不完善的,还有着 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任亚非案便有诸多不正常之处。再说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冤假错案少了吗?对此,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简单地下结论,如果要下 结论,推翻文章的某些事实和判断,必须提出证据,否则就是对作家的名义侵权。

我请求,将我的辩护在贵刊发表,以维护和尊重作家起码的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报告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颂

编安

卢跃刚1996、12、28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十四年前我对中国作协这个组织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作家之家”只是一厢情愿,一个幌子,只是主旋律导引下的名利场的奴性反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章先生的“正局级”待遇因“《在底层》事件”而搁浅。章先生一共检讨了五次才过关。章先生的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章先生临终前,在一个 本子上反复写两个名字:丁关根,卢跃刚。说明这两个名字对他伤痛之深。说到这儿,我的内心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事儿会让我的内心永远耿耿于怀。我告诉章夫 人,我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十三年了,这事儿一直郁闷在我的心里。我不敢保证,故事写出来后能公开发表,但我会非常真实非常完整地写出来,以告慰章先生在 天之灵。

2009、8、25于北京双泉堡

© 转载注明出处 否则剥你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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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7) 按反序排列
白相相 [65.49.2.*] @ 2009-9-6 13:33:53
作记者,就要作卢跃刚这样的记者;当作家,就要努力写出《在底层》这样的作品--
虽不能抵达佳境,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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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持

特适尔 [65.49.2.*] @ 2009-9-6 14:42:27
它的全部社会功能是根据政治需要说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压制言论自由,制造虚假历史,粉饰现实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它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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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相当于太监总管。

罗生门 [76.174.121.*] @ 2009-9-6 16:37:41
当卢跃刚这样的人实在太辛苦,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当“支持卢跃刚或至少不去打压卢跃刚的人”。

[匿名] onlyforyou [199.76.176.*] @ 2009-9-7 0:30:25
一定要把《在底层》找来拜读!卢先生应该庆幸十几年前只是作检讨,现在搞不好给您一个“煽动颠覆罪”,险恶啊。

Samuel Chen [59.152.221.*] @ 2009-9-7 9:19:47
《大国寡民》,卢记者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有良心的新闻人。

天天天蓝蓝 [65.49.2.*] @ 2009-9-8 1:35:00
先是看过李大同写的冰点事件知道有卢跃刚这个人
后来在阳光卫视的子夜乡村社会那一章更多的了解他
我们这一代对那一代体制内的抗争者了解的真是太少

坑灰未尽今犹在 [65.49.2.*] @ 2009-9-8 20:26:25
楼上的说得太对了

party的言论封锁实在是效果显著 现在的80后 90后知道64的寥寥无几 郭泉 谭作人这样的当代维权者也是鲜有人知 更不用说卢跃刚这样久远的抗争者


现在走在北京的街头 又有几个人知道“西单民主墙”呢???

Friday, August 7, 2009

这才是真正的勇者(zt)

所谓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的勇者--真正的中国人!






买了一本杂志和一份报纸 (转霍炬老师的文章)




转自霍炬老师的博客: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09/08/06/post_67.html

某 年某月某日之后,我决定blog上只写技术话题。再不写个人有关的任何事情。另外一个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决定不买任何报纸和杂志, 因为我觉得浪费资源,我看电子形式的东西已经足够了。甚至很多时候,别人赠送我的印刷品,我都会拒收。决定不买杂志的那个日子,到现在已经有10 年了。中途极少破例。

但今天,我破例同时买了一份杂志和一份报纸。于是,我也打算再破例一次,在blog上写一次非技术话题。

这本杂志是《时尚先生》2009年8月号,报纸是《南方周末》8月6日。

杂志,我是为了许志永这页而买。报纸则是为了A3版关于黑监狱的报道。


如果你理解,那么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买来作为收藏。如果你不能理解,那么请听我慢慢说清楚这件事吧。

许志永博士是公盟创始人。公盟是一个法律援助公益组织。他们做过很多事,比如 :2003年就孙志刚案提起违宪审查建议,这件事最终取消了暂住证。如果你在2003年之前离开家乡,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和孙志刚一样, 因为暂住证而莫名其妙丧了命。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周围不时流传着"到昌平筛沙子"的典故。感谢互联网,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找到"筛沙子"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小说一样的故事。在当时这可是笼罩在大家身边的实际威胁。


概括点说,公盟做过的事情之中,一定有为你争取权益的,且不说大事,就说身边的事情,如果你在异地工作,如果你养狗,如果你家的房子要拆 迁,如果你来自农村,如果你使用网通和电信的服务,如果你有孩子,如果你坐火车...就这几条大概就能涵盖所有人了吧。夸张一点来说的话,如果你纳 税....

更为难得的是,许志永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始终提倡非暴力,一切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一切合理合法,甚至到了被人打也不还手的地步。

《时尚先生》的照片配的文字是许志永的梦想:"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那么现在公盟怎么样呢?很遗憾,许志永博士刚刚被抓起来,关进了看守所,'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设机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则被民政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有时候我真想狠狠扇自己两个嘴巴,让自己从这个魔幻的超现实的荒谬的梦中醒来。不幸的是,这并非恶梦,而是现实。

南周报道的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了。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电子版看吧。

著名专栏作者许知远(这两个人的名字时常被别人弄混)写了一篇相当感人的文章,《我们这一代 》

我能做的,只能去买一本正面宣传他的杂志,在blog上记录这件事,并试图告诉我blog的读者,这件事发生过。当然,我还会为公盟捐点微不足道的钱。


写完了这篇,我的blog有可能被封。封就封了吧。天下何人不翻墙?

对了,我还要推荐下这篇文章

无论结果如何,公盟做过的事情应该被我们铭记。 以下转载"公盟"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做过的那些事情:

2003年度
1、就孙志刚案提起违宪审查建议(2003年)
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的消息后,三位法学博士(公盟发起人)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两个月后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一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办公室。
2、孙大午案法律援助(2003年)
2003年7月,公盟的发起人张星水律师和许志永博士参与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辩护。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0月30日,孙大午先生被判缓刑,获得释放。
3、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2003年)
2003年10月,北京市各区开始进入人大代表选举预备阶段。许志永于11月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经过其本人和助选团的不懈努力,最终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2004年度
1、为《南方都市报》喻华峰和程益中辩护。(2004年)
2004年2月,为了声援媒体的良知和责任,许志永博士接受邀请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案的代理人之一。
2,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2004年)
2004 年2月,许志永博士应吕宝祥律师之邀开始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冤案,四名被告人从1994年涉嫌抢劫出租车入狱先后被判处四次死刑。经过数次去承德周密调 查,我们确认这四位公民是无辜的。公盟通过网络发布案卷材料,和众多有良知的新闻媒体一起表达对此案的关注。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 决,分别判处四被告人死缓和无期。此后,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
3,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2004年)
2004 年4月,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政府某部门提出准备将北京动物园搬迁到郊区。我们认为,北京动物园作为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公益设施,其搬迁应作为北京的 一件重大事项通过应有的公开的法律程序来决定,而不能由某部门私下做出决定。为此,我们联合环保组织"绿家园"组织了一场大型研讨会。6 月,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态,北京动物园不宜搬迁。
4,组织人大代表论坛(2004年)
2004年7月,在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创立五十周年之际,公盟持续组织了六期"我们是人民代表"论坛。论坛邀请了部分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讲述其参选人大代表以及履职的经历,分析人大制度,努力推动人大制度改革。
5、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
2004 年 1 月,我国即将第四次修订宪法之际,许志永、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我国宪 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并征集了贺卫方、秦晖等 30 位知名学者的联合签名。并举办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学术研讨会。
6、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

2005年度
1、启动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2005年)。
2005年初,公盟开始了对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该项目目标在于通过全局 性的总报告、地方分报告以及北京上访村的典型上访人的报告,向公众展现中国目前严重的上访现状以及上访者的悲惨人生,在现实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基层民主 制度的改革建议。许志永博士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公布上访人被接访人员殴打的亲身经历,提请了有关部门对上访人权益的关注,从2005年5月起,打人现象明 显减少。
2、参与营救朱久虎律师(2005年)。
2005年5月,朱久虎律师因为代理陕北民营石油案得罪地方政府,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 名逮捕,滕彪博士、许志永博士与众多律师一起到陕北参与营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撰写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生存报告,以及媒体的宣传将朱 久虎律师的遭遇公之于众。在多方努力之下,朱久虎律师无罪释放。
3、设立人大代表接待日,延续至今(2005年-2009年)。
2005年5月起,我们顺应海淀人大中的有利局势,每周四下午在办公室设立海淀区人大代表接待日,为海淀区选民服务。
4、人大制度研究。
为配合公盟在人大代表工作上的努力,建设了人大研究网,以此平台传播优秀的人大代表事迹、各级人大和村委会的竞选经验、选举制度与人大制度的理论探索等和人大相关的全方位的信息。并以此网站为平台协助下一次竞选中独立候选人参选。
5、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
为了客观理性表述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 2005年度报告已经印发寄给政府有关部门,并通过网络发表。

2006年度
1、继续为承德案提供法律援助并努力推动律师在场制度进入立法程序:
从2004年至今,对于河北承德案的法律援助一直 没有中断。滕彪、李方平等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成员多次前往河北省高级法院与法官商谈该案的再审事宜,争取再审。2005年11月,辩护团发起了呼吁最高法院 再审此案的法律人签名,截止于2006年7月,共征集到181位法律人的亲笔签名。2006年 3月,公盟成立了以赵国君、李玉洁、林峥为主要成员的关于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报告的项目小组。
2、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
3、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
4、开设公盟评论。
从2006年4月开始,公盟网站增设了"公盟评论"栏目,该栏目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以评论特稿的形式在网站上刊登。"公盟评论"是公盟开展制度倡导活动的一个形式,体现了公盟一贯保有的温和、建设性地推进制度改革的行动立场。
5、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
2006年6月,公盟立项为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提供法律援助,该案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件。目前,该案正在起诉阶段。
6、完成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
公 盟"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项目小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全国三个县和北京上访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了近20万字的深入报告。在项目结束之际,公盟邀请到 全国范围内关注信访问题的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信访专题研讨会。报告在学界范围内有了广泛的流传,影响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访民这个特殊的 群体以及中国信访问题的现状。
7、启动高校社团项目。
2006年8月--10月,公盟首次在高校中开展社团小额资助项目,鼓励更多关心中国问题的大学生参与到社会调研和制度建设的讨论中来。
8、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
2006 年9月,公盟成立了"关注2006年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直选项目小组"。该小组由李玉洁、蒲素等与高校志愿者组成。项目小组召集了北京市各区关注社区建设的 业主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即将到来的选举,鼓励大家参选。10月,项目小组在各选区提名候选人之前,印刷了近400份由"人大代表选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 《选举指南》,以及许志永代表撰写的《致选民的一封信》,寄往全市357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在寄出邮件后,陆续接到回馈电话咨询参选事宜。之后项目 小组派出十多名志愿者为有意参选的市民助选,帮助他们发放宣传材料,征集居民联名推荐,观察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为候选人提供法律咨询。
9、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
2006 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力求在详细、深入地调研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立法建议,从制 度上保障新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目前,该项目计划由联合提出《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的公盟研究员李方平律师和胡星斗博士作为项目 负责人。 这个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涉及到教育制度、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公正的制度性问题。
10、关于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6 年12月,公盟开始关注在北京成为社区民众、养犬人与政府之间矛盾焦点的养犬问题。通过对现有法规和养犬人现状的调查研究,公盟起草提请北京市人大修改现 行《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为了使立法建议具有充分的社会调查基础,公盟在12月8日组织了50名志愿者在北京主要城区的大型超市进行了 1023份问卷调查,得出了一系列客观可靠的调查数据,指出在北京市城区养犬人比例高达27.8%,说明养犬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游 说人大代表提出修改议案来改变现有法规中不合理条款。游说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2007年度
一、公盟援助个案
1、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
2007年8月22日,受黑砖窑受害者陈小军 和庞飞虎委托,在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工作室张亚东先生的帮助下,许志永和滕彪律师向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起诉洪洞县公安机关行政不 作为,要求就不作为带来的伤害给予黑砖窑受害人国家赔偿。2008年,公盟继续援助陈小军等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海户籍诉讼案
2007年4月,程海律师先后将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自由迁移手续。现在诉讼在继续中,公盟为程海律师提供支持,并将结合户籍制度研究项目,2008年继续关注和研究公民自由迁徙权和户籍制度改革。
3、杨花秀为子鸣冤案
1996 年10月6日,杨花秀子之程鹏被河南焦作市修武县公安局以涉嫌盗窃罪关押于修武县看守所,1997年9月25日死于看守所,当地公安机关在没有通知死者家 属并且没有出具死亡鉴定书的情况下,雇佣一农民将尸体埋藏于当地河边的大树下,杨花秀找到尸体后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赔偿损失。公盟援助律师江天勇、李 春富深入了解此案并多次前往案发地调查此案,不断向相关机关反映案情,但公检法机关不作为,案件进展缓慢。公盟将持续关注此案,为杨花秀提供法律援助。
4、陈信滔诉公安机关职务侵权民事赔偿案
2001 年2月20日,福州发生了一起重大警匪勾结杀人抢劫案。公盟认为,福州市晋安分局参与本案的干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分局应当与徐承平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该赔偿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职务侵权的规定。然而陈信滔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从2007年4月2日陈信滔向福建省高院起诉至今,一直没有立 案。
5、三死刑冤案:河北承德案,广东揭阳案,江西乐平案
公盟为三个死刑冤案中的十二位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多位公盟律师赴广东、江西进 行调查。我们也为这三个案件召开过题为"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的案件研讨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再审机制的失灵进行了讨论,并整理出案件材料和证据 寄给多位人大代表,请人大代表关注并帮助呼吁案件的重新调查。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1、钉子户事件与拆迁制度的法律问题研讨会,3月30日
2、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关于刑事错案再审机制的研讨会 ,6月9日
3、谁导致了孕妇的死亡----关于手术决定程序和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研讨会,11月27日
三、公民参与行动
1、关注北京宋庄小产权房合同纠纷案并发布联名呼吁,提议让农民自由决定他们的土地交易和交易的对象,从而真正保护农民权利。
2、参与河北省南高和村村民不满京石高速路修建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村民呼吁,并得到保定市张石高速公路筹建处答复。
3、许志永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为海淀区博雅德园小区业主维权呼吁,最终维权成功 。
4、李方平、王利平律师"要求查处电信、网通垄断行为",得到信息产业部书面答复。
5、就"纸包子"事件发表公开信,指出舆论封锁比假新闻更可怕。
6、关注济南暴雨后,网友因发布帖子说有人淹死但政府未公布而被拘留事件。
7、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生造的"规划意见书",取代法定的"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4年11月16日,中关村科技城的居民龙新华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规划意见书》。公盟律师一直关注本案。
8、 关注王粪堆死亡案。2007年8月4日早晨,4名河南籍公民在北京市崇文区左安门地区拾荒过程中被当地联防队员当成小偷追赶,其中两人被抓,一人逃跑,另 一人失踪,失踪者王粪堆的尸体在左安门护城河里被发现。死者家属认为联防队对王粪堆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给与法律帮助。
四、法律研究
1、关于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项目
我 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但一直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项目的目的是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提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意 见,推动中国的人权保障。该项目由周梅燕、王建勋、赵晓力、姚国建、许志永、滕彪等人执笔,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公盟于2008年1月把研究报告和呼吁批准 该公约的信寄给众多全国人大代表。
2、关于推动北京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市新移民准入制度项目
目前北京市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新移民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该项目目标为促使北京市政府改革现行暂住证制度,使来到北京一定年限的新移民获得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市民权利。该项目调查和研究工作已经完成。2008年公盟通过研讨和游说市人大代表继续推动该项目。
3、关于推动改革中国城市拆迁法律制度的项目
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废除之后,该项目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征收法》的起草上。该项目由杨支柱老师负责,计划在2008年5月末结项。
4、公民观察行动(http://www.gmguancha.org/)
公 民观察是公盟基于公民立场通过监督政府履行职责推动政府廉洁、透明、高效、高质量服务的长期项目。观察项目主要集中在和公众生活比较密切的、公众比较关注 的医疗、教育、环保、司法、廉政五等部门,主要工作方式是接受公民投诉,关注个案,必要时进行调查,通过人大代表监督或者公布调查报告的方式监督政府履行 职责。
2007年关注问题包括翠湖湿地、六里屯垃圾场的建设、圆明园的环境保护、海淀公园的拆建问题,及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等问题的调查等。
五、公盟评论
全年公盟评论共发表《反对电信垄断暴利的公益之诉》、《坚决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一个案件的真相与两个案件的正义》(关注"聂树斌案")、《ATM机故障的无期徒刑与法官的堕落》等46篇文章。为公盟研究员对当期热点新闻话题和重大新闻事件发出的建设性理性声音。

2008年
一、个案援助
1、 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做法律援助,提起共同诉讼(2008年)
2008年9月毒奶粉案曝出后,公盟迅速组织了由全国上百律师组成的志愿律师团,为受害消费者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
10 月中旬,公盟通过网络以及《南方周末》发出《公盟志愿律师为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告》,并通过网络发出《公盟关于"三聚氰 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建议》,并把此建议邮寄至卫生部、质检总局、国务院等部门,开始正式接受全国各地受害者的委托。
11月24日,援助律师前往石家庄,向三鹿集团递交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律师建议书》以及一份援助律师已经接到委托的三鹿受害者名单。
11月25日,公盟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庭与媒体、律师见面会。12月8日,公盟援助律师代表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正式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共同诉讼。目前,公盟正在积极准备向其他奶粉企业提起诉讼。
2、杨佳袭警案二审调查(未获准)
9 月8日,律师团成员刘晓原律师、李劲松律师、李苏滨律师、张建国律师、季化律师、程海律师与杨佳父亲等一道赴上海,取得一审判决书,但未被获准会见杨佳。 9月9日,杨佳的姨妈王静荣在律师李方平陪同下,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杨佳母亲王静梅失踪案上的不作为,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朝阳法院立案 庭拒绝立案。10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
3、杜学雷案
2008年10月3日中午,杜学雷在河南省内黄县楚旺派出所被殴打致死。公盟志愿律师张兴奎、兰志学介入此案为杜学雷家属提供法律援助。10月下旬,此案受害者家属与公安机关达成民事调解协议。
4、甘锦华案
2004 年10月12日晚,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慈济精舍庵堂尼姑林某、周某二人被杀,经过调查,警方逮捕了当地村民甘锦华。甘锦华被判处死刑后,在临刑前喊 冤,省高级法院组织重新审理。2008年11月6日,此案再审二审开庭,在这场关乎甘锦华生死的重要庭审中,滕彪担任甘锦华的辩护人,提出28出重要疑点 以及刑讯逼供等问题。
4、承德陈国清案
5、福州陈信滔案
6、其他个案
◎2月19日,接到"四川打工女火车上挤死"的案件材料,联系死者家属为其提供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并两次建议其坚持与铁路方面谈判。经过当事人家属与铁路多次协商,最终铁路方面把抚慰金提高到5万元。家属接受了此赔偿。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地区163户拆迁户代表徐玉清向公盟反应回迁楼建设延期、周转金太低等问题。3月13日许志永写了"人大代表建议"寄往海淀区政府人大代表联络室。
◎海淀区四季青镇孙振环拆迁案、海淀区西洼村拆迁征地案。
◎ 河北省唐山市民黄玉秀反应其子廖海军被控故意杀害幼女,2003年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廖海军无期徒刑,黄玉秀及丈夫廖友以犯包庇罪均判处有期徒刑 5年。案件可能涉及刑讯逼供、公安机关伪造证据等情况,公盟决定对此案给予法律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口头通知此案已经立案。
◎对抗非法强拆的张薇、马秀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公民黄勇因对政府养犬管理部门蛮横打狗限小发表言论、进行表达而被关押、起诉,为维护公民合法言论表达自由,我们无偿援助黄勇并进行了无罪辩护。目前案件已审结,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肯定。
◎于博诉清华大学培训合同纠纷案。
◎上访公民单亚娟被黑监狱暴力人员打伤后,在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为"陈旧性骨折",与其他多家医院多次诊断结论相反,导致其故意伤害案无法成立。为此单亚娟将北京积水潭医院诉至法院,目前正在二审审理中。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公盟个案研讨会----由辽宁县委书记进京刑拘北京记者说起,1月10日。
◎城管制度反思----从城管杀人案谈起,1月10日。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研究报告研讨会,3月2日。
◎ 维护灾区稳定法律问题研讨会,5月31日,与检察日报•正义网合办。
◎拆迁现实问题与征收法立法研讨会,6月1日。
◎ 网络言论自由----从杜冬劲诉上海电信案说起,6月21日。
◎ 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与突破研讨会,6月25日。
◎ 推动律协直选的意义和方法研讨会,7月26日,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合办。
◎周正龙虎照案,10月19日。
三、公民参与
◎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
2008年6月,公盟与多名律师合作,对台湾、香港、美国等律协选举制度进行研究,积极宣传律民主选举,希望通过各界律师的合作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
8 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 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法律界关注,受到了各界律师的支持。9月中旬,参与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的律师们为了听取更多律师的意见和建议,向北京 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了信函。9月12日北京律协公布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同日,直选律师们向北京全体律师发出了《竞选律师代表的策略和建议》。 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10月24日,直选律师之一李方平等发表公开信,对全国律协七大律师代表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 提出质疑。11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12月20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直选的律师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政府信息公开项目
公盟关注关注并支持了以下信息公开申请及后续行政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市民朱福祥、湛江向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局、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依法申请部分工程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北京市昌平区市民陈育华向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申请公开2003年至今的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
郝劲松申请陕西省林业厅公开虎照案相关信息;
海淀区四季青镇居民兰靖远向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申请一项关于集体土地被占用的相关信息公开。
◎对电信、网通网络封锁的共同诉讼
2007 年初,上海居民杜冬劲上网时发现自己在海外注册的一家网站无法正常访问,但该网站实际上当时正常运营。因此,杜冬劲起诉上海电信,他要求被告明确告知自己 的网站为何不能通过国内互联网登陆,并按照合同赔偿两个月宽带使用费和诉讼举证费用,但一审败诉,二审再次败诉。公盟一直关注此案。
李方平诉中国网通北京公司反垄断案。
四、民声频道
民声频道旨在关注遭遇不公正的个体,发布来自公民社会的声音。以案情报道的方式,放大个体微弱的声音,以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以公民来信的方式,刊登公民对法治和社会改革提出的理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编写了"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163户拆迁户质疑住房周转金过低"的民声频道文章,并对此类事件进行了简要分析。
◎ 3月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人郭克哲家属以及贵州省铜仁市茶店镇开天村村民杨鑫家属的上访材料,分别反应郭克哲、杨鑫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意外身亡。
◎3月,经过对近年公盟收到的相关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死亡事件的整理,编写了"危险的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频繁死亡"的民声频道。
◎ 4月,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南侧西洼村居民反应,2006年当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拆迁单位欺骗居民。根据材料公盟编写了民声频道文章并进行深入调查,参与了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协商,政府部门初步同意为拆迁户解决实际问题。
四、法律研究
选择中国前沿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
◎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观察报告(2008年)
◎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研究报告(2007年-2008年)
◎户籍制度改革及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研究(2007年-2008年)
◎征收法立法草案(2007-2008年)
五、其他工作
◎2008年度十大法治事件评点
◎公民责任奖。"公民责任奖"是公盟于2008年启动的一项民间权利保障促进项目。其宗旨是鼓励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首届公民责任奖获得者如下:韩寒、简光洲、丘建东,获得提名奖的为:郝劲松、韦东英、陈光标、陈育华、刘绍坤。

2009年度(部分,简要)
继续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关注精神病强制收容问题。孙东东事件后召开研讨会。
邓玉娇案发生后,派出律师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
上访者姚晶北欧驻京办殴打致伤严重,许志永撰文呼吁并提供法律援助。
网友捐款,公盟建立法律援助基金。...
信息公开项目负责人杨慧文律师向北京73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和"本部门所有收入支出具体情况"。
完成西藏3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并寄往有关政府部门。
完成公民维权手册。
公盟开展第一期法律知识培训。
关注"汉中屠狗事件",召开研讨会。
关注非北京户籍学生的教育权问题。

我们这一代(zt)

泪水和愤怒,就这样写在我的心里。其实,这才是我最想成为的70年代。可惜,现在是逃得远远的,只可远观。我们这一代,要么就已经发财当官,要么就是象余杰,许知远那么样,游离在海外或蹲坐在监牢。其他的则正跑在这两极的路上。





我们这一代(转许知远老师的文章)


按:阉牛已经开通了许知远老师的博客,点击这里:http://www.bullock.cn/blogs/xuzhiyuan/
以后我们邀请到的作者,如果较少涉及政治内容,我们将仅在阉牛开通其博客,比如肉唐僧老师的这个博客:http://www.bullock.cn/blogs/routangseng/ 以迫使大家两头奔波^_^,当然,如果你仅对政治文章感兴趣,那你就只来牛博国际这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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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右转就进村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 店、还有提供从剃头到按摩所有服务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的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连成了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 躲。

这丝毫不妨碍路边的人们从容不迫的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支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 居民,是不远处那排在建的高楼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抽烟、喝茶、与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的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 在门前,专心打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的颤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的挂在腾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庄最庞大的建筑群了。院墙与铁门隐藏了它的规模,只能看到两幢办公楼,大约六、七层高。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是否被关押人员所住,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9天前税务部门对公盟的突然造访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一点都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 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 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而许志永和他的同志,对社会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希望。但他们想成 立这样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不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它不容许人们因相同志向与兴趣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 时,它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政治权力无处不在,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不正如此吗?极权体制通过恐惧和欺骗造 就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他们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 有在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才能去培育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仅仅沦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使每个人成为健康的公民。当权者了解 这些,登记一家非赢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含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在他们不懈的努力背后,是一个新的中国的形成:经济进步不再能给全社会带 来普遍福利,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达成了新的联盟,使得垄断利益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经常受到侵害;金钱催生了政治 权力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践踏了道德伦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 机器轰然向前时,很多人跌落在车轮之下、被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拥挤在上访村里徒牢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很难给予他们空间, 它们不仅被意识形态控制,也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精英们要大谈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牺牲;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经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何况这些普通人;至于广 阔的公众,他们看到身边的不幸者会有多么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获取少许的安全感……这样的社会充满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义与良知。

公盟旗下几十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为受到三聚 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公盟像是过去六年中国法治进程的某种缩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普通人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来表 明姿态,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增长,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中增加希望。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体制内。自从 2003年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外,许志永就不断运用新的身份,揭露种种问题。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演讲所提到的,他们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 们要通过点点努力,来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一些时刻,他们成功了,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开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集团——当他们为受 害者寻求公正时,特权者的特权也因此减少了。

在7月23日的夜晚,他试图还在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的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志永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记得两年前的一次交谈,那时他意气风发,相信2008年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机会。 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将有所收敛,而不同民间组织都该利用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经由互联网的聚合与传播效应, 弱势者可能与强势者进行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两年以来,我看到的是政府权力借由巨大国家事件的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国家权力的扩张才能应对。 赈灾只有是政府出面,死亡的名单是国家的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公务员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 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网民,轻易的汇聚成“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份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毒奶粉的父母索赔,探访京城的黑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的拘留过,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已经受难却失语的人群寻找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个人际遇中,感觉得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和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分手。我记得他离去前说得最后几句话中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不过,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会 对普通维权律师施以重手,但对许志永这位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用更谨慎的方式。何况志永的方式是温和的,在一次讲演中他不强调,他们的方式不是批评—— 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相反的消息。7月29日的清晨5点,小区的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大约6年前,在北京在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式的讲起了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和经历。我们相识于1997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 3级,但不同系。我记得第一次读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 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的单相思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 那些油印的文集,然后突然之间,他在大学中、在青年里、在社会精英中,他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10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 度谨慎的10年,但一个年轻人跳出来,用他几乎显然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 他才25岁,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适,2000年他毕业后,发现原本接收他的单位拒绝接受他。他 成了一名独立作家。他依旧引起争议,忘记了是2000年还是2001年,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 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1993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的被划到另一个群落——异议作家。紧接着,他的书无法继续在国内出版,国内的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离开大学之后,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或许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那么多无穷的新事务,过分的道德判断,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到了。互联网热潮在1999年席卷了中国,是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了新的偶像人物,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

我先是在互联网公司,然后进入了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道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 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划体制,民营企业家怎样成为时代的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它们 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 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性,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 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两年前认识许志永时,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折服,它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有着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 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你会有一种扑面的窒息感,它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 成行动。和余杰一样,他也生于1973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

我们因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 也受益者。许志永谈论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长久的转过头去,假装他们的 不存在。我们无节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少许停留,不去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正因这种忽略和回避,这个黑暗的世界日渐扩大了,最 终它可能会影响到、吞噬掉每个人。让我们问问现实吧:我们的心肝在哪里?

或许也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仍对这个社会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这个国家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

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马丁•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诗句:

开始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抓工会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冲我来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六年前,我热情洋溢的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和希望。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力量,我们可能因此将中 国引入一个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的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直面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 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让我们从互联网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中走出来,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 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 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 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 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 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 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Monday, August 3, 2009

灾难不会放过我们:一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zt)

前 天从作人兄太太王姐那里拿到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谭作人的起诉书,一读再读之下,逻辑混乱,毫无道理可言,觉得甚为荒谬。准备对这个起诉书进行细致的解 剖,并逐一评析,如有可能会写个系列评论。欢迎各位网友对检察院的起诉书进行评论,特别欢迎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对起诉书进行自己的评说。

与此同时,我会每日在推特上将谭案的最新情况公布给各位,请各位朋友锐推,我会在自己博文后面附上我推特的地址。我会打破以前每天只写一篇博客的惯例,比较密集地发文谈论谭作人案一事,敬请海内外媒体关注。关于谭案的一切,凡我所知的,欢迎各位垂询和采访,我将尽最大努力予以配合,十分铭感。

我 欢迎各位写文章表达对谭案的声援,我将搜集大家所写的文章,汇为专帖,以便大家阅读。再者,我会尽量搜集谭作人的文章和以前对谭作人的报道,汇成专帖,以 利大家在了解谭作人及其案情时,互相映证,节约时间。我会将比较有份量的关于谭作人案的帖子转贴到我的博客上,以便大家集中观看。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这个令人恐怖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是谭作人。在一个灾难频发率高得出奇的国家,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侥幸躲过灾难,制度不变,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中国的神奇,或者说神经病的中国,在于灾难会主动地找上你,你连躲避灾难的自由都没有,灾难会像梦魇一样跟随你、毒蛇一样纠缠着你。在 一个人人都生活在大号监狱的国家,如今监狱和看守所人满为患,我们许多朋友——刘晓波、许志永、黄琦、郭飞熊、师涛、胡佳、谭作人等——都在里面受难,我 们在外面相对自由的人,应该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他们重获自由。尽管外面的自由也有限,但总比真正的监狱和看守所的自由为多。

在这个不自由的国家,留给我们侥幸的时刻不多了。自由是争取来的,自由从来不相信恩赐。你 以为你聪明,休管他人瓦上霜,就可以躲过灾难,灾难说:没门,整你这种看客最省力。你说我明哲保身,只图自保,灾难说:像你这样的人灭起来最过瘾,就像夏 日饮冰镇啤酒。你说,我很聪明,我喜欢看你冲在前头,我好搭顺风车。灾难说,等我把前头的收拾了,收拾起你来更如风卷残云。总之,约翰.堂恩说:请不要问 丧钟为谁鸣,他为你我而敲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相关。京中友人阿丁兄则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那是你们TM自己敲响的。这是对胡作非为者的批评与警告。

附:我的推特(每天会有谭案最新消息)http://twitter.com/ranyunfei。

2009年8月1日9:03分感冒中作,时成都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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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0) 按反序排列
anautumnafternoon [76.17.99.*] @ 2009-8-1 9:53:16
关注中。。。
冉兄注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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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心贱胆 [94.23.39.*] @ 2009-8-1 9:58:26
谢谢冉兄,让我了解了更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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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_在水一方_HK [61.244.145.*] @ 2009-8-1 10:07:10
向冉老師致敬!支持冉老師的努力!
這個政權瘋了,為非作歹者逍遙法外,仗義執言者身陷囹圄 !對付完一個又一個,沒人想顛覆這個國家,是自已太脆弱,太不堪一擊,垮臺,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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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星 [65.49.2.*] @ 2009-8-1 10:14:07
我来表示我的存在

特适尔 [65.49.2.*] @ 2009-8-1 11:32:50
有人说,我要离开这个国家,这里没有自由。李敖先生说,这是我的国家,我要给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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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星 [65.49.2.*] @ 2009-8-1 11:45:41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言下之意,“我们杀自己家的猪跟羊,跟你们什么关系!”,这不,开始杀猪杀羊了!

第一句话是皇储说的,未来只会越来越保守,希望系统病毒能自清已经是奢望了。而中国目前几乎不存在制造杀毒软件的可能性,中国问题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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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为驹 [87.118.104.*] @ 2009-8-1 11:48:44
这个算轻的了,没有定你个反人类就是宽大处理了

鄙视北大 [99.170.135.*] @ 2009-8-1 12:11:04
冷战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在提这些东西,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绝不 [65.49.2.*] @ 2009-8-1 12:54:54
看过谭的文章,真的是:"作人当作谭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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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鹤翔飞 [113.213.251.*] @ 2009-8-1 12:59:16

伟光正胆战心惊地在盯着我们所有人,我们就是一个个的谭作人。

绝不 [65.49.2.*] @ 2009-8-1 13:08:31
一生只做一件事:还世人脑控迫害真相!!!
我们向中外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发出强烈的受害求助呼吁:诚请不畏权势,敢于主持正义的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揭露和诉讼斗争予以高度关注,为我们伸张正义,帮助脑控受害者解脱受害厄运!
脑控迫害,是人类对待自己同类所有恶行中最恐怖、最无耻、也最邪恶的暴行!
(厚着脸皮到冉老师这儿呼吁,还请诸位谅解!)

王大路 [65.49.2.*] @ 2009-8-1 13:37:14
一个国家政府部门居然起诉公民,中共丢人都丢到全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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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手人 [65.49.2.*] @ 2009-8-1 13:50:55
支持冉兄!所言极是!
只想对裆妈妈说;好想干你、妈

kirk1031 [65.49.2.*] @ 2009-8-1 15:16:47
支持先生!

头疼的木鱼 [152.78.226.*] @ 2009-8-1 16:30:51
给冉老师扎起!

老轻 [65.49.2.*] @ 2009-8-1 23:05:30
在这个不自由的国家,留给我们侥幸的时刻不多了。
不错!

eryueniao889 [65.49.2.*] @ 2009-8-2 10:03:06
“牢房只有大小之分!”我们在一起!

g38117532 [65.49.2.*] @ 2009-8-2 11:51:54
这是一个独裁的政权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没有民主可言 制度没变 谈起他的都是枉然

龙腾 [65.49.2.*] @ 2009-8-2 20:42:36
冉兄 我们该做些什么

jwong1202 [208.229.190.*] @ 2009-8-2 21:48:29
顶冉云飞兄,做不了许多,但我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可以寄出一些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