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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的春天，我订了一份《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时一份著名的报纸，上海出版，总编叫钦本立。报纸好像是周报，经常有些好看的文章，是我感兴趣的。因此愿意掏钱自费订阅，记得一个季度4.8元。那时候比较穷，月薪才几十元钱，我因此只订了一个季度。稍后，发生了现在似乎讳莫如深的那档子事，我就一直没 有收到过这份报纸。一年以后，邮局专门上门来退款，我深感意外，但他们只退了我4.6元，收了我两毛钱的手续费，这让我气愤。我以为这两毛钱沾了人血。
我对那一年的印象是，有病。上半年高烧，下半年拉痢疾。这种高烧也体现在我的身上。当时我离开大学已经好几年了，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国营企业混饭，日子平淡，整个人在制式化的生活中疲态毕露，成天喝酒下棋，泡妞打球，除此之外，基本无所事事……所以有一点事端，就一惊一乍，喜形于色。那年的这事，开头一段时间实在令人兴奋，以为一个新时代指日可待呢。每天的新闻，都是办公室早上三五杯茶之间的热门话题，经常聊得体温上升，庆幸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万想不到跌宕了18年，似乎未曾稍有改观，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而伤悲，气急攻心，心脏早搏。
我们这个企业的党委书记，是一个南下干部，前军人，籍贯山西，姓刘。刘书记严肃古板但没有架子，正统，也正派，是个聪明人，喜欢和年轻人扎堆。我们的高谈阔论估计早就在他的眼帘之中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制止。相反有时还加入到年轻人的议论中来，说一些话被我们驳斥或嘲笑他也不生气。直到风声渐紧之时，他才以书记的身份动了起来。一日早上，我们两三个人谈的正欢，他突然进来，没带来平日里常用的和颜悦色，而是拉长着脸，眼睛发直。他老远用食指指着正 对着门的我，说：“下来！你平时装乖，一有点风吹草动，居然就敢坐到办公桌上了！”
这是上班时间，我自然不能跟企业的第一把手冲突，更何况平时关系还不错。我只好乖乖把臀部转移到跟地面垂直，以确保没有坐到桌面。但书记似乎还没有完，他警告我们该谨言慎行了，并指示科长十五天内不准派我们聊天的这几位出差，特别是
这个日子因为和流血有关，多年来变得格外敏感。但当时出乎大多数的人意料之外，许多事情无法提及但可以提提电视机和募捐。电视现在已经是一个垃圾箱了，那 一段时间却是一个黄金宝盒，是最及时直观的消息来源。说到募捐，其间有自称省城的学生跑到我们这里来，号召大家给钱，因为形势混沌，囊中羞涩，在募捐箱出现在我的鼻翼下的时候，我没有掏钱。我安慰自己，这些人真假难定，现在有很多借机发财的人也说不定，所以我说，我不如捐上一句话吧：同志们辛苦了！另外为自己的不捐找了一个真诚的理由：不是工人不仗义，而是工人不富裕……后来我对自己的小人之举后悔莫及。不能回忆。
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事情，是一个禁区。但比着更早了十三年的“四五运动”，却是一个被“平反”和宣扬的事件，当时称为“天安门事件”。1976年，我还小，但对这个事件有印象。故不如在此回忆一下，以便绕开禁区。
那时候电台是比较快的消息来源，晚间八点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和早间的新闻摘要节目是大人们每天洗漱上班前和洗漱上床前常听的。天安门事件这天，我只知道有不寻常事情发生，却不知就里。播音员声音与平时不大一样，格外严厉、雄浑。大人们神色紧张凝重，举止呆滞，忧心忡忡。广播里面说的事情，我懵懵懂懂难以明白，但其中引用的诗歌我一下就记住了，有两首，现在还能背诵片断。其一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现在看来他们哪里有剑呀，基本是意淫，但很铿锵有力。
第二首在播音中出现的诗记得是一首诗中的一段：
……
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
现在看来，都很粗暴。
能背上这个对一个儿童不是什么奇事，奇的是这个儿童不知道这是反革命暴乱分子写的诗，还以为是电台义正词严的官方意思。玩耍时，就在学校田径场的沙坑和学校门洞里的双杠处把这些反革命诗歌拿在嘴上瞎嚷嚷，还反复个不停。
一个小屁孩瞎嚷嚷也不算奇事，奇的是我父亲上厕所出来，听见了。他大惊失色，快步赶上来，果断给了我一大耳刮子——弄得我现在还有掏耳屎的恶习。
一个当爹的打自己的儿子下手重了点也不算奇事，奇的是因为祸从黄口小儿口中出，大人得受罪，上学习班，开批斗会，认罪态度不好，就会有牢狱之灾。
奇的是，这一切，那时都是寻常之事。
以此纪念。并向近日因6.4级大地震蒙受损失的云南灾民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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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 ogre @ 2007-6-4 23:11:35 为了理想，我们都在拼搏。献上我的敬意！ http://fuzyu.iblog.com/post/209992/3504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