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21, 2010

對話艾未未 zt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uting/archives/357326.aspx



按:13號邀請艾未未參加「我在中 國」(Co-China)的第八場論壇,從決定做到舉辦只有2天時間,中間還遇到無數的問題和麻煩,幸運的是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及中大邱林川、周保 松、高琦、王泳等師友的協助,使得此次論壇最終能舉辦。這是此次活動的全程文字記錄,文後附有錄音、視頻的鏈接地址。

「我在中 国」(Co- China)之八:对话艾未未文字稿

(感谢协助整理文稿的各位推友:@maybeland @about1234567 @lilao3 @woshixinshou @gabymicah @morgan1997345 @mis_c2010)

杜婷: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hina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话艾未未。对于艾先生大家应 该都非常熟悉了。从他作为一个知名艺术家,到这两年更为公众所熟悉的角色,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像他做的5.12遇难学生名单调查,包括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老妈蹄花》,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罗列艾老师做过的所有 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一家德国电视台制作的关于艾未未的短片。

(放短片)

艾未未:大家好,我是艾未 未。刚才那个短片是在德国电视台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大概能 够看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算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一些建筑、出版和 策展,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互联网上。我的三个博客在08年同 一天被关,我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是关于5.12地 震死亡学生的一个调查,我们称之为公民调查。我们主要是因为政府拒绝公开死亡学生的名单,只是给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这些数字也是非常不准确的。我们就给 政府机构打了很多电话,我们就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那么政府就说,你是谁?我说,我就是一个人。 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知道政府信息的,他们会认为你一定是由什么外国组织,反华势力支持的,认为你是不是间谍啊,是不是CIA啊这种,所以我们的对话基本就没法进行下去。我们给近一百多个政府机构打了电话,所有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第一,你没有权利拿到这个名单;第二,这个名单是国家的机密。我想这个事情很滑稽,因为死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 为什么不能够问?那么我就说,那很简单,我就在互联网上发动这么一个运动,我们会调查这个名单,有什么人愿意加入。那么很快我就得到了一百多个志愿者的反 馈,反馈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加入这个活动,我们也想知道当地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然后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组织工作,发出了一个问卷,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 因一时热情而找这个调查,我们想要大家知道这个调查会有很多困难。问卷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敢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啊,你能不能吃川菜啊,或者说四川话你懂不 懂啊,然后需不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或者是和警察对抗会不会害怕啊。那么通过这个问卷,我需要让大家有一个 思想准备,因为你做的这个事,不是说只要有简单的热情就够了,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一个事儿。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很多。我 们知道地震房屋的倒塌,跟学校有关的倒塌,主要是发生在二十所学校,大量死亡集中在十所学校中,那么在这些学校当地政府都做了最严格的控防,就是说不允许 外人采访,不允许这些家长跟外人谈话,不允许给出这些名单。我们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调查人员有三十次被警方控制,他们非常辛苦 找到的名单,会被警察涂改掉,或者撕毁掉,然后他们的录音、录像都会被没收,或者洗掉。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还是非常奇迹地找到5212个人的名字,其中有4851人是有名字也有他们的生日和他们所在学校,哪个班级,地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些我们刚刚 做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花脸巴儿》。由 于我很好奇遇难学生名单,这些人是谁,那么我就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活动家了,这确实是我的好奇心所至。但是在中国你要是成 为 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很容易的,我成为了全球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做的还不止这些,因为基本上只要我对一些事情觉得不合理,我的 直接反应就是去做一些动作,那么这些动作都会被认为是跟颠覆国家政权有关的,因为这个国家政权是很容易被颠覆的。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太多,你就是在颠覆国 家政权,如果你在关心这个国家,你也是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遇到了一个很脆弱的政权。

我受伤这个事儿,刚在片子里 看到,是和谭作人案有关。他是环保主义者,也同样关心5.12遇难 学生名单,他做的事情也叫做公民调查,他是在我们之前,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之前也不知道。当然他被当地政府起诉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已经判了五年。那么他 的律师浦志强就和我说“艾未未你做的工作和他很像,他被判了,你愿不愿意为他作证?”我说当然愿意为他作证了,估计判了他就该判我了,如果我不为他作证, 那么也没人为我作证了。那么我就去了四川,当天晚上我们就发现有 一 辆车停在我们宾馆下面,一看就是国宝,我对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走向他们的车,问他们是不是在找我,当时他们吓的直接开车就跑了。所以说很可笑,凡是秘密跟踪你的人,你就直接说你们是不是在找 我。他们都是非常不愿意被人辨认出来,当然通常没有人这样问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觉很成功。后来我们刚睡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凌晨三点,我们整个楼房,就像 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情况,就是所有的门都被踢开,有的门关的比较紧就是整扇门都被踢掉了。我就先拨打了110报警,说有人闯入了我们住的旅馆。然后我问在门外的人你是谁,他们就说是警察,我就问他们怎么 证明你们是警察,他说你从猫眼里看一眼,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一眼,这样他们就很火,他们踢开门之后就打了我。当时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警察反正就是用来打人 的。我也没当一回事儿,但头就一直比较疼。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去做展览的时候,博物馆馆长就比较警惕,他说你必须要去医院看一下。我到了医院医生就说你必 须马上住院。那个医生是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是慕尼黑大学的脑科医生。他当时说我每四年可以看到一个人大脑内部出血能出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已经失去知觉了, 所以很幸运我当时住了院,所以我现在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随便聊些什么。

现场提问: 四川大地震已经快要两周年了,可是政府还没有承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些维权的家长 还在受尽打压。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去关注这个四川地震两周年呢?

艾未未:四川地震是一个很好 的教材。从表面看它是一个天灾,死了这么多人,实际上暴露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学生死亡人数官方报道是5335人,我们调查出来的有5212人,有些是根本无法调查出来的。这个调查必须得经过政府才可能,因为政府给每一个死去的人的亲 属发抚恤金,他们是有一个完整名单的。所以政府用任何理由说这个名单不好调查,因为太复杂或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谎言。那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政府会对这么一个所谓的天灾用各种方式来遮挡呢?这个 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普九”的政策,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中央政府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都要能上学,完成9年义务 教育。这个计划听上去是不错的,就像中国所有的政策听上去都是不 错 的。但是这是个硬性的政策,就是那些比如说我们要在一年中盖出所有的学校来。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钱的,中央政府说我们出一半,你们出一半,比如说是500块钱一平方,那中央出了250,地方这个250就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两个250碰在一起是个倒霉的事儿。再加上整个政府的腐败、官僚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就造成了大量学校 不合格,不止是四川,不止是地震灾区,全中国的这种中小学的建筑质量都是有问题的。前段时间好像哪儿下雪又塌一个,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凡是政策性失误,中国是从来不承认的。因为这个当初是经过政府批准 的,所以只能把它遮挡过去。因为它承认了一个的话,就会带出很多个,而且会带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 家关注过没有,四川大地震死了大概加起来有七八万人,七万多死亡和 一万八千多人失踪,那么失踪了这么久,大概不会回来了,除非他们是来香港读书了。但是政府到了今天还说是一万八千多人失踪。

除了学生,其实农民的房子也 是不应该塌的,但是中国人都会认为农民的房子塌了是活该的,因为农 民的房子就不该结实。但是政府是有责任去检测每一所房子的安全,但是在中国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农民死了活该,学生死了是因为他是在公共建筑当中。我们 做这个事情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自我教育。遇到这种 灾难的时候,首先大家都很痛苦,但是怎么去表达这个痛苦呢?很多人 的选择都是捐款。我是一分钱也没捐的,我当时就是在博客上说我一分钱也不捐。我为什 么一分钱也不捐呢?我说得很清楚,第一没有一个组织我能对它完全信任。第二凡是这样的灾难,政府应该拿我们的税收来付款,我们把那么多钱拿去买美国国债, 美国用这个国债去打伊拉克,或是发动阿富汗战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人,老人在医院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必须把氧气拔掉,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大家的捐款,百分之八九十是被政府用了,并没有完全 捐到所要捐到的人手里。所以这么一个政府,谁能相信它呢?它做的哪件事能让人们信任它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给一个不信任的人捐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道理。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我们至少能问问谁死了吧?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我们想通过问这样的问题鼓励每一个人参与进 来,每个人都说:我得尊重我自己的情感,我为了我自己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到底那次事件中谁死了。

网络提问: 艾老师,您觉得类似地震调查的行动普通人可以复制吗?他们没有您的影响力和名气,如 果也这样去做的话会不会受到伤害?

艾未未:这个是最不会受到伤 害的一 件事,就像是在地铁里买一张票一样不会受到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复制,如果每一个人都问问题,那么政府就会被我们关在牢笼里面;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 们就会很猖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政府。当然我们遇到了一个极权政府,他表现的更为猖獗。

我们问了建设部、教育部、民 政部,还有公安系统等,我们有一个班子几十个人通过一年多的工作, 针对每一个部门问了几百个问题,非常详 尽。比如说到底拿到多少捐款?分到谁手里?怎么定性他的受灾情况?他们拿到这个钱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附属的条约要签?类似的问题。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 例,政府有义务公布所有这些信息,只要公民问他们就应该公布,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例。但是我们发出了一百多封信,但我们收到的却是完全一样的回信,这个信是在一百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从省里到市里到县里,所有的都是三个内容:第一我们 该公开的都公开了;第二我们不该公开的是机密;第三你是没有权利知道这些问题的。甚至有些单位没有给我们反馈,我们想如果他没有反馈,我们可以告他,因为 这个条例规定7天不给反馈就可以告他,那我们就把他告到法院。法院开始是不受理,跟我们纠缠很久,我说那不受 理我就不离开这了,我就坐在法院,我说你把我抓起来算了。那法院 又 不愿意抓我,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又不是他们该抓我的一件事,结果他们受理了,受理了以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仍然是说:我所要求公开的内容,我是没有资格知道 的。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告他们这个问题,我告的只是他们不给我回信,但是法院完全不理这一套。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系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 统。司法不独立的话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完成任何类型的变革和自我纠正,因为它的尺度永远是变的。你可以一党独大,但是你把这个尺度定好,我们按你这个尺度来,谁都不能违反这个尺度,无论宪法 也好,还是一些条规也好。你不能够说你又发牌,又作弊,又藏牌,你还逼着我们跟你玩,然后我们说你在偷牌。你说,不行,我得把你关起来,因为你是在捣乱。

我们是希望通过做一些小的、 具体的事,来发现问题在哪。然后我们把它公布在网络上让所有人看 到,我们是怎么问问题的,然后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善都是需要被证明的,所有的恶也是需要被证明的。你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有可能让所有人知道,就是他再不关心政 治,他再不懂道理,那么他看了这个以后也会觉得:哦,这样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做的也就是这些事情。

现场提问: 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上网络上民众跟政府的冲突在加剧。包括TwitterFacebook,这些在国内已经被关闭了,也就是被和谐掉了,还有很多著名人士的博客也经常出问题。你觉得这种冲突在加剧,它是不是体现出中国的民主程度在加强?您觉得中国民主的现状是怎样 的?民众的民主意识是怎样的?另外就是政府突然加大了对网络的监控力度,您觉得是他有没有一些背后的原因,他想隐藏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怕的是什么?

艾未未:这一两年我们可以看 到政府对网络的封锁,或者说企图做一些封锁,力度是非常大的。当然 没有人去公布他们花了多少钱,按道理我们可以问我们为了网络管制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个你总该告诉我们吧,你花了我的钱,你不告诉我。这种问题在中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问的,但是很少有人去问。

我们今天老说民主民主,民主 是什么?民主实际上是参与,是公民的参与,你没有参与,你就得不到 民主。你不能指望这个政府给你民主,这个政府是不会给你民主的,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它是一个集权政权,这个政权是非常清楚的,我是靠枪和笔杆子,那么 我封锁所有的信息,我让你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不让你表达,那么你作为你的生存品质是完全受到伤害的,你没有行为的能力,因为你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你说出 来的话都是不对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准确的信息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能够维持?就是因为大多的人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的人说我就接受这样了,没问题。 实际上只要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一天这个政权就变了,非常简单。民主就是说有多少人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多少人说不行,这样是不可以的。

关于互联网他们到底能够做多 少,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与技术革命背道而驰的。人类社会跟互联网的关 系是不可断裂的,中国也一样,包括这些有钱人,包括这些疯狂的在掠夺的人他们也是在依靠互联网产生的效率,所以我相信这种封锁最终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已经在付出巨大的代 价,我们看到Google的撤离,还有很多各种封锁啊,都会使很多80后、90后 的年轻人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甚至持一种非常傻的爱国主义的那种都变成“不行,你侵犯了我的权利,你不能这样做”。

网络提问: 内地司法不独立,没有公信力,还有信息渠道不通畅,维权的路异常艰难,如何让更多人 理解和知道呢?

艾未未:我们没有太多的路 径,但是 由于有互联网以后就有了改变。我觉得人类社会获得了一个 最了不起的 一个工具,一个个人,一个在群体中最不被注意的一个点可以和另一个点发生联系,可以把信息传达出去,让另一个人接受到这个信息,同时可以无限传达下去。这 个一个最新的特征,我觉得在中国这种集权国家这会是社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公民的心理准备和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是发生变化的基础。

我在跟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就是上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很怀疑互联网的作用,她觉得年轻人 在互联网上搞得自己很激动,好像这个社会就要发生变化了一样,但 是 看看伊朗,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非常傲慢的,他们该抓抓,该杀杀,伊朗革命还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但是我们也没别的方法。我跟她举的例 子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黑的屋子里,只有这一束光能看到,我们只有这一个蜡烛,难道我们也要把这个蜡烛吹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 下,网络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

现场提问: 我想问两个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杨佳事件对您自身的改变。第二个问题是在你拍摄的这些纪录片里,还有艾晓明老师拍摄的纪录片里,他们那些普通人的际遇有没有因为那些片子 所改变?

艾未未:我先大概说一下杨佳 事件。 杨佳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应该是不到28岁, 他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冲上了一个公安的大楼,杀了6个 警察,伤了4个警察,这个大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事件。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71号, 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当天报纸就说他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他无业,像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说他好像是歹徒之类的。73号 我写的一篇博客就说一个孤僻的人仍然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你不去碰他,他可以一直孤僻下去,这个不是什么问题。这么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骑车到上海去旅游,怎 么会引发成一个这样的事件?我相信这里面有深层次的背景。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去问,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件很奇怪。

后老我就根据这个事件的发展 和一 审二审写了文章,我当时比较激动,我大概是写了70篇文章,我觉得我是属于有点癫狂。那么这70篇 文章我是在为一个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的人,为他在申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足够困难的案子。我觉得我本来应该是做律师的人。他是一定会死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死得清白。到底发生了 什么,你应该说清楚。一审二审说是公审,实际上都是预定好的人,连他的家属都不能进去。她的母亲后来是失踪了大概一百多天以后出现,后来大家发现是被公安 局控制在一个精神病院里,他母亲的名字叫王静梅,但是给改成刘亚玲,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说出事情真相。

我的直觉很好,从这个事情发 生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个事件里面有巨大的内容。我们做了好多采访和 调查,当然杨佳最后难免一死,但是整个司法系统里面漏洞百出。我和刘晓原律师两人,他从法律的角度,我从伦理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谈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司法和个人的这种不同案件之间的跟社会的复杂关系,一个普通的公民和这个国家权力之间,尤其是极权国家之间可能遭遇的无法扭转的悲剧。所以对我的影响还是 很大的。我通过这个事件认识到了很多问题。关于这个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片子,刚剪完,可能在一个月内会出来。

网络提问: 艾老师,陈丹青认为您是左派,他说左派具有反权威,同情弱者,主张革命等特质,您认 为您自己属于哪一派呢?

艾未未:我说过左派和右派都 是学者 之间的事,对公民来说只有草泥马派!

现场提问: 刚才您说中国很多 异见人士或者被拘,或者被杀,或者被流亡海外,但是我们看到您一方面成为例如鸟巢这样的国家政权彰显物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您也说您的博客被封,被警察 抓,我想问您如何解释这个国家对您的双面性对待?

艾未未:第一这个不是我能解 释的 问题。我觉得极权权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预测,如果它是个理性的国家,或者是可预测的国家,今天我们就不会去谈论它。我们所有的困惑、困难都在于我们实 在是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事实上的出 入,我 不是国家雇佣来做鸟巢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关系。鸟巢是国际招标,我是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合作的,我们是十三个招标团队中的一个,我是受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雇佣,在他们的公司来做这个项目。这是个招标项目,就 像开运动会,一个人跑得快,他赢了,你不能取消这个人的比赛资格。我个人是做建筑的,对于鸟巢的整个建筑形态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们很有幸赢得这个建筑项 目。当然鸟巢作为一个国家权力和集权政治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不是我们希望她被赋予的意义。我们始终认为奥运会让中国有机会和世界在同一个交流平台上走向 更加民主、自由的可能,应该是一个让中国融入世界的语言和价值观的可能。很遗憾的是我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一年意识到这不可能,这将会是一个国家政治宣传的工 具。所以那个时候,我提出自己将不参与所有的活动。当时英国《卫 报》说鸟巢的设计师杯葛奥运会,结果就被搞成很负面的。个人的态 度 是不可能不参与到政治当中去的,尤其是像我所处的位置。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被抓,呃, 我很 感谢他们没有抓我。

网络提问: 在您的5.12调查行动中警察问的最多问题就是你们后面有什么样的 组织,谁在资助你们,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 时您是怎么回答的?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告诉他们 我后面 有一群马的话,他们不会相信。因为他们的智商低,他们对于“草泥马”到底是什么还闹不清楚。

国保到中国银行查过我的账, 查账的那一天我的一个粉丝看到他们在查我的账,就问你们为什么查他 的账?他们说艾未未涉嫌诈骗。我的朋友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他想艾老师可能做任何坏事儿,但是诈骗好像不会,当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样的事儿大多数人 遇到都会很害怕,但我当时就放到了博客上,我说他们正在查我的账,所以他们也懵了。后来外交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们为什么在查 艾未未的账,外交部发言人就楞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艾未未。所以我觉得把任何矛盾公开化是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我认为我的敌人或者对手,他们在把任何事情 遮挡化,而我是不需要这样做的,所以我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公开化。

关于警察问我的问题,我也给 安全 部门做过很明确的回答,我说你们太低估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收买得了我。

现场提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 您维权的原动力。某些艺术家说艺术是艺术,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艾未未:这是两个问题。关于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说艺术是艺术,艺术是非常高雅的事,而政 治是很肮脏的事儿,不要把他们混在一起。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我没遇到过。在我的国家里什么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你说一句实话跟政治有关,你表达一句正常的 情感和政治有关,不管怎么样做都和政治有关。从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因为当你所获得所有的信息都是被改变的信息时,你不可能跟政治无关。

关于维权的原动力,很简单, 因为维权这个事儿,说得通俗点儿,就是你的一件东西被别人拿走了, 你会很高兴么?当然不会。除非你不认为拿走的东西是你的,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件。像我们的权力,我们基本的获得知识的权力、表达的权力,这些被拿走时,我觉 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我所谓创作活动的基础。这就是我一直在为 google说话的原因。我觉得互联网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google公司能成功的基础,伦理道德上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不允许被伤害的,不像你在卖石油或者卖钢铁, 你可以说煤矿塌了,死了多少人跟我关系不大。但是如果像google这 类互联网公司,不去维护他最基本的理念的话,他不能够成为这样的在国际上领先的公司。包括使用者的隐私权、安全问题。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权力的认识是不同 的,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权力上,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如果你不参 与,你只是把这个重量放在了别人的肩上,你让那些今天在监狱的人为我们负担所有的重量,因为他们把太多的问题担在了他们自己的肩上了。

网络提问: 您的所有努力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改良吗?没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您的最终诉求到底是改 良政府还是改造政府?

艾未未:政府是我们遇到的一 个明显 的矛盾,政府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实际上我们做的所有努力,最高的要求是改良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更好的人说得好像有点儿矫情,实际上是指对 他人有用的人。因为我们在谈社会,如果是个人当然无所谓,你可以 选 择各种类型的状态。但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你为了对他人,或者他人对你能够有效地、有益地相处,那么一定得有一个很有效的政权,这个政府必须为我们工作, 来处理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不具有这样的政权时,我们一定要去改造他,不然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处境。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每天在影响着多 少亿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三聚氰胺的问题,有三千万的孩子受害,这三千万人当中,结石超过四毫米的有三十万,在这三十万人的家长当中,政府说赔你两千块钱、 赔你一千块钱,拒绝接受政府协议的大概不超过三十个人。那么在这三十个人中,仍然愿意说我们要跟政府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可能不到三个人。这三个人中有一 个叫赵连海的这两天被判了,因为他是最主要的一个组织者。所以这是我们民族的现状,这不是政府的问题,这是所有的孩子家长的问题。

现场提问: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 府?或者说现在这个政府能达到你的理想,还是你想把他给换掉然后让一个你想上的来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有改良的空间吗?

艾未未:我觉得这要把事情拆 开来看,首先我们要变化地看问题,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构成的,也是一 个系统,那么它都是有改良的空间,只是 我们要花多大精力的问题。关于一些原则性问题,比如说政府合法性问题,他是不是投票选举来完成的政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香港也遇到了公投和一人 一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这是社会上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如果说政府愿意这样做,那当然他是一个在改良的过程。再比如说司法 可以独立,那么这也是一个改良的过程;比如说新闻能够自由,我们能够允许自由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不让步 的,那么这样的政府他只有一条路,你是说把他搞掉?做掉?,这么说挺狠的,估计我在回去之前就会被做掉。他们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很显然他们一 直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讨论这些问题,好像大家都很关心也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缺少理性和非常缺少这个眼光的一个政权。

网络提问: 中指办这个活动还会开展下去吗?有人批评这个活动过于情绪化,你认为这个活动的意意義是什么?

艾未未:我觉得生活在今天的 社会 里,不情绪化我基本认为他是死人。不可能不情绪化,因为我们 活得太 郁闷了。中指办是你对你所有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竖起中指,除非你的中指已经在东莞在工作中被切断了,那伸出你的拇指也可以。我看到韩寒在网上做过一个“亚 克西”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的活动都有共同之处,你可以做些小的努力来表现一下你的态度,因为做不了别的表现一下态度总可以。

现场提问: 香港其实有很多的学生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但同时觉得非常的无力,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从中国维权人士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在现在或者未来可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艾未未:第一个是无力感,无 力感就 是说你使不上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国家被一个政治集团 绑架以 后,他拥有所有的资源、军队,他不跟你以理性的来谈,他动不动以其他方式来要挟的时候,不光是香港的关心政治的人,包括国际上所有的国家都会感到无力,包 括美国也会感到无力,欧洲也会感到无力。很多官员或者政府人员都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处。正是这样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拒绝谈话,拒 绝对话,拒绝接受更好的意见。这个拒绝必然要带来灾难,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式。它拒绝这种可以自我调整的可能。

香港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特殊, 这两天我对香港的认识也有新的变化。年轻人在国际化和信息化以后, 我相信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和香港本身的位置,和中国这种政治关系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讨论,大家会认识到中国的内容是和你所处的政治环境还有今天的一些可能性都 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香港能做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现在做的可能还很不够。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都是建立在一个传统的结构方式上的,其实这个权力结构有了互 联网以后正在瓦解,我相信过去形成的这种权力体系是一定会被瓦解掉的,那么会有很多新的可能和新的力量,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形成,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也会体 现在政治和经济和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方向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网络提问: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但是为什么艾老师一直在挑阴暗面来说,为什么总给政府找茬?

艾未未: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 的问题,问题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是两面性是由两个一面性来完成的, 我想我的特征是我在两面性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面。我认为我有很多理由去选择这一面,因为另一面是很强大的,他们是有着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七千万党员,然 后有着无数的利益集团,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那我选择了困难的一面,这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并没有占据太多别人的资源。

现场提问: 我之前在一个访谈上看过你说一句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别人的,另一 种是艾未未的,当然这可能是一时的感觉,或者你现在也已经推翻了,但是我想问在艺术创作中你作为一个个体,您可以用你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想法去完成,但是 当你进行公民调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很深刻的自我怀疑吗?就是说在你和这个世界发生越来越深刻关系的时候,在这么多复杂性之中,你会重新定义你跟这个世界 跟别人的关系吗?

艾未未:在我可能成为一个完 善的, 或者是完美的人之前,我首先要发现我是谁,我所做的所有的 事情基本 上都是在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对我最重要的问题。其他的理由,或者原因,或 者道德,或者宗教,他们已经被很多人接受,或者延长了很多时间,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在我的生命上。我比较珍惜生命这次偶然的机会,比较珍惜这段没有多长的时 间,我不太信仰其他方式,我只有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从自身出发,由我来做一个鉴别。当然这首先建立在我认为我和他人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如果我关心这个问 题,一定有另外的人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果我说这样做不对,也会有别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网络提问: 今年2月 您进行了21年 来长安街上第一次未审批的游行,以后您是否还会行使这种权利呢?

艾未未:我跟这个政府只有一 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是变化无常的。实际上当天我正在一个市场里 买东西,忽然有同事打我电话,说有三个艺术家坐在家里等你,艺术家很少找我,因为我公开说我很讨厌艺术家。所以他们找我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说他们头 上都有血。我想他们可能知道我很喜欢血。后来我回去以后,他们等 不 及已经走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我说我得去看一下,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前一天晚上被一百多个人拿着棍棒刀具给殴打。他们说艾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好 像你是很有名的维权人士。我说很简单,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是别人下完了那步棋该你下那步棋了,而且你很少拿到这么好的 棋。他们都傻了,啊?那该怎么办?他们说政府已经给我们一个保证,给我们一个赔偿怎么样。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60年了你还相信这个政府,那你对镜子喊三声傻逼。结果后来他们居然把这句话公开出来,我发现这艺 术家是真不靠谱。被打的几个艺术家说我们想维权。我说维权很简单,你不能在你这个范围内维权,因为你母亲打了你,你在家里跟它闹事是没用的,你要站在街上 让邻居看到。后来我们就上街了,说去哪儿呢?就去了王府井一带,王府井一带开车是很难过去的,那走到哪儿是哪儿吧,走到长安街上我们就停下了,后来发现这 条街好像叫长安街,那么宽。然后我觉得在这条街上停下来蛮好的,然后六个人拿出三个条幅,三个条幅必须六个人来打的,其中一个人一只手拿着条幅,一只手推 着轮椅,上面坐着那满头是血的倒霉艺术家。那么我们开始往前走,我是对媒体没有太大兴趣,尽管我是全世界接受采访最多的人,一年最保守的数有六百个采访, 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2个采访,从早晨睁眼到夜里。这个时侯我 twitter已经用的很好了,我就直接上twitter,说我们到了长安街,走到大街上,我们喊口号什么的。第二天好像《纽约时报》,好多大报全部报了 出来。这个世界真不错,媒体也不用了,我们自己就是媒体。所以六个人游行,加上我在发twitter,在长安街上就完成了世界上最小的游行,但是影响力最 大的一次。

现场提问: 现在社会上经常说八十后、九十后怎么样,八十后在香港社会就是比较激进,比较radicalexample,他们在社会里被人看称是一群比较捣乱的分子,不过我也是他们眼中八十后的一员,我也参加了 反高铁苦行,想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现在八十后的社会运动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传媒说的激进,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看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艾未未:我不了解香港八十后 的青年,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包括大陆的八零后,大陆当然情况更 特殊一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很忙,都去挣钱,他们的孩子都很独立地长大,他们的交流都在网上。他们是属于网络的一代,我一直说他们是最应当称 作人的一代。我对人的定义是他们能自由获取信息,自由选择自己的知识结构,自由表达。人作为个人,只有在互联网之后才有这个特征,在此之前我们所有信息的获取,知识和我们的能力,都 跟过去的旧有的权利结构、财富有关。所以我相信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些人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可能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但是这个变化 一定会到来。

激进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年 轻时没 有激进过,那老年一定会非常痛苦。我觉得没有激进过的人,是不应该活太久的。

网络提问: 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组织,好多都是中共支持的,大家经常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在这些在香港的大陆同学中,上推特的仍然只是少数。您如何看待这个少数来推动这种改变?

艾未未:我希望中国大陆出钱 支持更多的学生来国外学习或增长见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辨 识能力,我相信金钱也不是能收买所有的人。尽管他们在做这种努力。我还是支持,我支持中国大陆,支持学生会。至于twitter,这个当然,有的人有兴 趣,有的人没兴趣,我想这是没法强求的事情。

现场提问: 您刚刚说到任何艺术活动都不可 能和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您为维权奔走呼号,您在 表达您的内心感受,以及您的才情之间有没有过矛盾?在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您是怎样权衡的?

艾未未:后面那一句话听不 懂,我听不得什么立国立学的。我觉得过去的所有的道德方式,他们存在 过,我们只能说他们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罪证。我们今天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内容,即使我们全无全新的内容,我们的生命仍然不够长,我 们就不要把这些过去历史遗留的垃圾堆在我们原来的房间里,最好把它打扫出去。

关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 艺术 是无法从人的情感、人的判断中抽离出来的。无论是抽象的艺术,包括最远古的作品、艺术品,都和当时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于人在宇宙中的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可 分割的。再强大艺术,他对于人的道德伦理,是有他更强的位置,所以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凡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的,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 术家。

网络提问: 有一个新浪的网 友想问艾老师,你为什么不移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恨之入骨的国家?

艾未未:恭喜新浪,这是一个 非常新浪式的问题。嗯,我喜欢很脏很臭的地方。

网络评论: 还有一个新浪网友 回复说你之所以现在还待在中国是因为你还能忍受,如果你明天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移民了。

艾未未:实际上我能待在中 国,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我明天能够忍受了,可能我就会移民了。

现场提问: 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于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非常关心,但我觉得很多民众认为很多 事情跟他们无关,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关心,不管是道德上善还是恶都与我无关。我想问的就是您认为我们这些关心社会现实的人,对那些认为社会与他们无关的人,我们能做些什 么吗?改变他们能改变社会吗?

艾未未:我觉得你们应该直接 打他 们,你打他就跟他有关了。其实你可以这样去想,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认为我们跟我们周围人有关,当杨佳的母亲被人们关起来改了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当你母亲 遭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会怎样。杨佳在二审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到底打我了没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整个中国的公检法都不能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 问题没有人敢回答,这怎么能说和每个人无关呢?这跟每个人都有 关。 这样都说跟他无关,实际上这样的人已经低于人的定义了。这种时候我觉得确实跟他无关。

杜婷:我补充一句,我前两天 在访问艾老师的时候,艾老师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 活得太过现实了,我们缺乏对另外可能空间的想象,缺乏对别人苦难的 想象,而这大概也是一些人会认为只要未危及他自身利益时就会和他无关的原因。好,我们继续。

现场提问: 我十分敬佩您的勇敢,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恐惧的人,就像你说的毒奶粉事件之后 只有三个人肯跟中国政府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只有 三个人肯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恐惧感在维持中国政府的猖狂。你觉得恐惧感背后有什么忧虑,该怎么解决呢?

艾未未:恐惧大概是世界上是 极权政权制造的最大的产品,我们说“made in china”可能制造的最大的产品就是恐惧感。所有中国人无时无刻都在消费着这个恐惧感,当然恐惧感会 被 很多事情装扮成其他样子,比如说娱乐化,或者说把事情转嫁为生 存的 一种必要的手段。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我很难说这个民族的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医生。极权政治最大罪恶在于它污染着环境,败坏着教育体系,但是伤害 最大的是人本身,人的灵魂,人的是非感,和人的觉悟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最成功的一点,也是他们最大的罪恶。但这个罪恶需要很多人来声讨。罗马尼亚女作家Herta Müller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写作是为了那些没有办法再发出声 音的人在写作,这句话当然包括了很大的道德含义,即每个人生存是跟他人生存的品质和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恐惧我们不去征服它的时候,它会延续下去, 这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没有为我们作出努力,或者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恐惧,如果我们不做出这个努力,我们后代仍然会有这个恐惧。

现场提问: 前段时间有个官员就说教育制度改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 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些官员我们知道他们是真心去做这些事,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当我们社会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给予一种 宽容,还是我们要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改革?

艾未未:我给你一个很清楚的 回 答,而且是一个最终的回答:不要给他们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用了60年来败坏了它所有的名誉的时候,不要给它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有着所有的资源的时候,仍然在限制着每一个人生存权利的时候,不要给他们时间。我们应该让他们立刻结 束。

现场提问: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从08年到现在,这几年是内地发生变化最大的几年,08年西藏骚乱之后国外有一些媒体公布假消息,之后有一些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成立了ANTICNN网站,到今年李庄案中网友发现的公安造假,以及最近发现在山西煤矿造假这些,我觉得有一股力 量是在贯穿,你怎么看待这种力量呢?

杜婷:你是指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吗?

观众:对。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我们谈一 个政 府有问题,或者一个社会有问题,实际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 他们自 然会出现。如果他们不出现,它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很显然近两年我们从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争端也好、动乱也好,发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问题超过了这个 本来就低能的政府处理的能力。其实我看到他们我也很着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显然处理不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归他们来处理,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政府,没有 别的可能。中国确实处于社会变化的一个边缘上,很有幸在这个时间段跟互联网和全球化有了一个更深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观众:一 开始这股力量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后来这股力量转移到了国内,一些问题被网友揭示出来,比如政府造假。

艾未未:今天造假其实有难度 的,因为新闻的控制已经是不太可能,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造假揭露 出来以后仍然没有一个机制来调整,我们都知道是假的,我们都知道三聚氰胺问题,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机制本身是没有处理能力, 因为它的司法系统的问题,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它只会有一个手段。所以就变得很可笑,我们今天都说政府很幼稚,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它不 做政治上的改革,不做体制结构的上的变化的话,我们会笑到自己的 肚 子都破掉。

现场提问:我在twitter上看到您和余杰老师有一个冲突,然后他把您Block了,因为这个冲突不是第一次,不是你和基督教徒之间,而是在维权人士之间,比如刘荻和胡佳, 比如艺术圈被拆迁的时候,也有人出来骂你。我们看到很多维权人士,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在维权的路上会彼此掐架。您怎么去理解这些行动上很荒谬的问 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您对于宗教在整个中国变革当中产生力量的看法。

艾未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 和余杰那个王八蛋的问题,因为我怎么骂他王八蛋都没问题,他说“我 是清教徒,我不骂人”,他试图影响刘晓波入 教,我对宗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只是觉得他歪曲了宗教的含义。他说“我 们是没有敌人的”,那么你在监狱里好好呆着吧。我觉得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你待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祝福他们。我觉得人类有信仰、有宗教这是灵魂的需 要,这个不懂的人最好不要乱说。我针对的是对他作为个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应该爱护宗教,不应该把宗教绑架为让自己成为在道德上有优势的人,我 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很多教徒没有奉行这个原则,我认为他们是对宗教的亵渎,或者他们是打入宗教内部的便衣。

我觉得任何类型的宗教,或者 是说群众组织、群体,都是限制极权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需要复杂 的社会,我们需要有不同类型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想寄托的空间。这些空间无论在什么样的外衣下我都相信它对人是有益的。

现场提问: 您通过互联网上的言论影响了非常多年轻人,我知道还有一批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和学 习。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通过现实通过言论通过工作来改变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您身边的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之后做出了怎样的改变是令您最欣慰的。

艾未未:我最欣慰的是我周围 的年轻人他们多数都说:“艾老师,我听了您那句话以后我就退学了, 我就不想上学了,我能来你这么?”我说你当然可以来我这。然后他们在我这工作,最大的麻烦是他们不走了。我观察了一下我旁边的年轻人,我比较欣赏的年轻人 是他们有独立行为能力,他们可以一个人走向一个方向,可以在孤独中生存。他们有这种自我辨识的能力,他们很自信。其他的知识和能力我觉得都很低,因为是学 生,因为没有经验,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应该有很强的能力,因为能力实际上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有一种对自我的信任以及快乐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这样会使自己很愉 快。我很尊重这样的人,能找到自己快乐的能力。

现场提问: 生活在令人愤怒的 国家,您的作品反而会表现得更平静,有很多对材料的探讨,对连接的探讨,对日常用具其他可能性的探讨,您怎么看待这种作品的转化和您生活环境的变化。

答:我觉得艺术需要找到一种 方式。Benjamin说过一句话一个成功的作品是个人能将他的个 人情感和作品剥离开来。我当然不是有意识这样做,但是可能在心理上有这个需求。我想找到一种结构或者方式,它能够有自己存在的可能,是一种可以生长的结构。这是从另一种方式来解读我和现实的关系, 它有可能是你认为理想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可能。

现场提问: 从报纸上看到,泰 特美术馆请您做装置艺术顾问还是策展人,在这样一个顶级画廊做这样一份工作,您主要的任务职责是什么?

答:我是泰特今年的,也是第 十一次项目受聘请的艺术家,伦敦泰特博物馆(Tate Gallery)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150米 长30米高22米宽,在艺术展示空间中有独特的挑战性,我需要在里面做一个作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作品会 在那里停留近半年左右,公众在不需要付钱进入博物馆之前就可以观 赏 到这件作品,所以它有一点公共艺术的特征。其他不能说太多,因为不允许。1011号 展览,希望有机会路过的话都可以去看。我是他们邀请的第一个亚洲地区的艺术家。

网络提问: 您的调查行动做 了很多工作,会不会因此影响您在艺术上的投入,据说您每天花8个小 时上twitter,您还有时间搞艺术么?

艾未未:我不知道网友认为艺 术应该怎么搞,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艺术家,或者一直搞 艺术的艺术家,我是一个做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那么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是艺术,因为我已经在艺术界的名声太大,我也不必发愁这个事了。我 过 去30年中,我不管怎么做人们也不会认为我是艺术家,因为我那 个时 候好像怎么都成为不了一个艺术家,尽管我苦思冥想地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所以这个世界有时是很荒谬的。

现场提问: 我感觉到您把期望和重点都放到个人的主见和吸收资讯的能力,但您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已 有的民主机制,比如公众广播,好像BBC, 好像议会民主,您觉得这个是未来世界不再需要的事情吗?还是在中国不太可能呢?在香港这个 有限度民主的社会,我们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公众广播——香港电台,有 一个发育不良的议会民主——香港立法会,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是完全推翻它,还是帮它发育呢?

艾未未:我觉得帮他发育是很 难的,推翻它是可能的。咱们待会完了就可以占领公共电视台或电台, 为什么不可以?我相信我们过去所有的系统都无法解决我们未来的问题,他们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失败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这样的糟糕,这样的没有用处,所 以我们无论怎么不关心现实,都被强迫做出选择,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网络提问: 当中国民主化以后,您将会继续您的艺术事业,还是会从政?您希望后人怎样书写您在历史中的价值?

艾未未:我是一个体重220磅 的胖子,曾经疯疯癫癫地在世界上混了一段时间。

网络提问: 什么时候中国公民 可以直选领导人?您如何看待以民众素质不高为由而拒绝民主?

艾未未:我觉得我们从明天起 就可 以从网路上选举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做,我们每天都可以诅咒极权政治,我们可以让他们迅速死亡,而不是说“昨天他就该死,今天怎么还没死?” 民众的素质不高就是我们的素质不高,我没有办法,我们是民众的一 部 分,所以我们提高我们的素质就好了。

现场提问: 我现在做一些有关中国内地NGO提 高政府透明度的调查,可是我发现非常难找到这些project,我想请问您对于这些在内地去提高政府透明度的NGO有 些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觉得它们的前景怎么样,怎样才有一个可行的模式?

艾未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 要的,不断问问题,只有加快问问题的频率和具体性,才能够使这些说 谎的人,或者不愿回答的人,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里,当然这个要有很多的技巧和能力,你要熟悉大陆的法规,从法规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支持的,只是他们不按照法规来做,当然这个时候应该把它以更清楚的方式公开,让大家看到 什么人在违法,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违法,我们做的只能是告政府,当然告来告去可能他们还是不理你,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善良地信仰着非 暴力,所以只能是这样。

现场提问: 刚才在说改变的问 题时,都在谈论体制外的改变,我有很多优秀的朋友,他们在内地正在准备进入公务员这个体系里面,有些同学跟我说,与其让这些混蛋来改变,还不如让我们自己 来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你可否对这些即将进入体制内的人说些什么?昨天我在聚餐时看到您的儿子,您觉得他是您的希望还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一个人,您希望他以后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未未:关于公务员这个问 题,我实 在回答不了。我本来说我可以竞选人大代表,我想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排斥对它有可能具有威胁的人,在经过这个过滤系统后,你还有多大的可能去改变,我很怀疑 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所从事的事我的儿子都不应该知道,或者说他不应该再经历。

杜婷: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 不多 了,艾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总结?

艾未未: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 交流中 最好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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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6, 2010

欧巴马收入大曝光


昨天是美国2009年度个人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美国总统欧巴马将自己去年的税表曝光在美国人民面前。美国媒体广为报道。作为一个在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好体制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美国未来新移民,看到这个新闻后,立马就好奇心顿生---在中国关于国家领导的一切都是国家秘密,吾等小民无权过问。这美国总统却自曝家产,也不怕遭到美国49%的贫下中农的人生攻击么?粗粗地过了下新闻报道,发现还是有些好玩的亮点,关于欧巴马一家去年到底赚了多少钱。


欧巴马去年总共的收入大概是5百50万。其中包括了当总统的年薪是40万。不过,因为他从去年1月20日才上班,所以只拿到了37万多。工资当然是小头。还没听说有人是为了这工资去当总统的。欧巴马去年最主要的收入还是靠他两年多前出的两本书。去年,他的两本书给他赚了500万的版税。这个数额是2008年的翻倍。估计是在他总统当选后,美国人民有重新对他产生了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他还中了诺贝尔奖,为此,受了不少没来由的批评。不知是否也是作为一个高风亮节的应对,这1.4百万的诺贝尔奖,他可是一毛都没放自己腰包,反而全部捐给了10个慈善组织。这1.4百万既然没有算到他的年收入里面,估计也无法因此而省税了。

说到省税,去年欧巴马的慈善捐款总共是33万,占总收入的7%左右。考虑到全美民众的近90%每年都会给各种慈善机构捐款,平均占工资收入的3.2%,欧巴马这个7%也算是说的过去了。再看看俺自己,不由相对惭愧,竟然连0.5%都没有达到。昨晚就跟老婆大人商量,明年争取把捐款额上个新台阶,怎么也要达1%才行吧。说到这里,对在美国的华人有个普遍认识就是华裔在美国收入都算中等偏上,但论到慈善捐款,就在平均水平以下了。要是有这方面的调查数据来研究研究,将是十分有趣。

欧巴马这500多万的收入,交给山姆大叔近200万,差不多占了收入的1/3,近35%。最近在欧巴马签字通过的新保健法案中,为了填补所需的资金达窟窿,提议未来将把这个阶层的税收提高到39%。这意味着欧巴马自己以后每年就要多出近20万的税。这中国人喜欢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听点就是牺牲个人利益,照顾大众福祉了。难怪有许多人担心这欧巴马是试图在美国搞社会主义。除了联邦税,欧巴马还交给伊利诺州近20万的所得税。看他都是美国总统了,可伊利诺州的税他还是不得不交。唉,谁叫他这个总统最多也只能做8年呢。

欧巴马2009年的税表中还有个细节,挺有趣,也反映了可怜的美国金融大环境的一个侧面。与去年许多普通美国投资者一样,欧巴马去年股票也不太顺利,尤其是金融板块。他卖掉了9千多股夏威夷银行的股票,亏了12万多。不过,他这个股票不是自己买的,是从当初他姥姥那里继承来的,多少他应该也算是有所得了吧。

此外,欧巴马也跟美国大众一样,要付贷款买房子的利息,大概是5万多,外加2万多的地产税。

相比之下,这美国副总统拜登就显得可怜许多,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在自己屋里的沙发,席梦思,厕所里都藏了许多现金。拜登去年一家最后只报了调节后33万多的收入。联邦税7万多,两个地方的州税1万4,慈善捐款才不到5000,只占了收入的1.4%。这总统副总统差这么多,真是血淋淋的现实,只叫人以后当管只能当正的,不能当副的。这是放之中美皆准的真理。

看着欧巴马的税表,这最不缺的就是感慨顿生了。狗狗了一把中国国家主席一年挣多少钱,唉,不由对祖国的自豪感也是顿生了--据说只有月薪3000多,可靠消息传不久要涨到1万多。果然是与民同乐。做主席也真不容易呢,想想也是,这收入也就是一北京上海普通白领收入,难怪他说自己本来不想做的,都是被中国人民选了感到责任重大,才不得不做。

其实俺更感兴趣地是想知道这中国的国家主席一年要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捐款么?他买房子么?需要贷款才能买房子么?他的贷款利息是多少呢?

Thursday, April 15, 2010

胡锦涛一年挣多少钱

或者应该换个角度问: 胡锦涛一年交了多少税?

看着欧巴马的税表,就知道什么是民主政府了吧。中国的秘密实在太多。

看看欧巴马去年挣了多少吧。

欧巴马当总统的年薪是40W。不过,因为他从1月20日才上班,所以只拿到了37W多。工资是小头。欧巴马去年主要的收入是卖书的版税。去年,他的两本书给他赚了500W。他虽然去年还拿了1.4百万的诺贝尔奖,但他一毛都没放自己腰包,反而全部捐给了10个慈善组织。这1.4百万没有算到他的年收入里面,估计也无法省税了。

大致,他和他老婆去年一年挣了500多万。交给山姆大叔近200万。还交了州税近20w。慈善捐款总共是33w。

最好玩的是欧巴马感情去年股票也不太顺利。卖了9千多股夏威夷银行的股票,亏了12w多。

胡景涛工资多少

中国财政部正研究公务员大幅加薪计划,有报道指这次加薪主要针对高级官员,国家主席等领导人的月薪可望由目前的3000元人民币增加到1万元。

《联合报》引述北京政界人士说,公务员大幅加薪很有必要,尤其是高级公务员与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相比,工资相差太大,加薪除能留住优秀公务员外,多少也可解决一部分贪污腐败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和总理目前的月薪为3146人民币。

中国公务员的月薪由四部分构成: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其中工龄工资为每年一元、基础工资全部为230人民币,而级别工资分15级,由115元至1166元不等,职务工资则由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至国家主席,共分12个职务级别,每级又有六至14档的工资,最低职级的工资为130元,最高1750元。

那是国家机密的 不对外公开 以下是参考资料:

工资收入对比
1955年 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干部工资收入对比

1955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年,我国在借鉴苏联、朝鲜等国家管理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全 军实行军衔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4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前后历时30余年。

由 于当时的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最 近,笔者走访几位老将军、老干部,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和资料,方得知许多秘闻趣事……

当时的“四定”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国务院) 负责。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领导小组在调查研究、借鉴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考虑到军心民意和国情等因素,反复起草修改,整整工作了一年,最终拿出一 个方案,呈报毛主席审阅、批准。这个方案如下:

行政级别职务月工资(元)人员

一级军委主席600毛泽东(大元帅)

二 级副主席550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元帅500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大将450元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 级上将400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

毛泽东仔细看完《方案》后,紧皱着眉头久久不语,他一连吸了几支烟,然后说:“我 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诙谐地说:“你们让我当大元 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考)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毛泽东沉思片刻后笑 着说:“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嘛!……”与会者响起一片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但是,这让负责 具体工作的周总理很为难,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的工资收入将减少100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工资将减少50元。最后,周总理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了一 个既聪明又合理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大体如下:

这个方案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样,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 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 40元,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充分体现了“血比汗值钱”的原则。

评级、评衔是一项既复杂又较难平衡的工作,为了照顾那 些革命早、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老同志,采取了“低职、低衔、高行政级”的评定方法。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5级,相当于上将和 正省级。

在这次授衔评级中,大将许光达曾两次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打电话,申请降衔、降级,在全军传为佳话。

毛 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仍授予他大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最后,他再次要求降行政级为5级(与上将相同)。许 光达的高风亮节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至今令人怀念、敬佩不已。

1960年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给自己降 级、降薪,毛主席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 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于是,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都降了薪,用来支援国家和人民。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倡议取消了军衔制,恢复红军时期官兵一致的红领章、红帽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Obamas: $5.5 million income, $1.8 million tax bill

As book sales soar, Obamas earn $5.5 million in 2009, pay $1.8 million in federal income tax

ap
, On Thursday April 15, 2010, 4:00 pm EDT

WASHINGTON (AP) -- Thanks to revived book sales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his wife, Michelle, made $5.5 million last year. They paid about one-third of it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The Obamas gave $329,100 to charities in 2009. The president, who released his tax returns Thursday, also donated his entire $1.4 million Nobel Peace Prize award to 10 charitable groups. He never received the $1.4 million, and it was not included in his 2009 income.

Obama, a former law school instructor and U.S. senator, became a millionaire a few years ago through sales of his 1995 memoir "Dreams From My Father" and his 2006 political book, "The Audacity of Hope." He earned about $4 million in royalties in 2007, the year he launched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ales included his audio versions of the books, for which Obama won two Grammy awards in the spoken-word category.

Sales dropped somewhat in 2008, the year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although his books still netted him about $2.5 million.

Obama's January inauguration as the nation's first black president seemed to revive interest in his books. Royalties in 2009 more than doubled the previous year's amount.

Obama is paid $400,000 a year as president, although he received $374,460 last year because he took office on Jan. 20.

The Obamas paid nearly $1.8 million in federal income tax last year, and $163,303 in Illinois income tax. Among their charitable gifts were $50,000 each to CARE and the 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his wife, Jill, had far more modest earnings. They reported an adjusted gross income of $333,182 for 2009. They paid $71,147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12,420 in Delaware income taxes and $1,477 in Virginia income taxes, where Jill Biden works as a college professor.

The Bidens gave $4,820 to charity, in cash and in-kind donations.

The Obamas claimed $514,819 in federal itemized deductions. They included the state income taxes, the $329,100 for charity, $52,195 in home mortgage interest payments, and $22,456 in real estate taxes.

Of their taxable income of $4,980,858, everything above $372,950 was taxed at the top marginal rate of 35 percent. Obama wants to increase the two highest marginal rates, restoring the top rate of 39.6 percent that was in effect under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Had those rates been in effect last year, the Obamas' federal income tax bill would hav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0,000.

The president reported paying $471,022 in commissions and fees for his book sales, mainly to his agents and promoters, the White House said. Otherwise he reported fairly modest offsets to his $5 million in book profits: $15,722 in legal and professional fees, and $866 in office expenses.

The Obamas reported selling 9,472 shares in the Bank of Hawaii, for a loss of $125,879. They sold the shares for $355,029, but they reportedly were worth $480,908 when the family inherited them more than a year earlier.

The Bidens' largest itemized deduction was $30,349 for home mortgage interest payments. They reported relatively modest interest income, including $12 from the U.S. Senate Federal Credit Union.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Stephen Ohlemacher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Wednesday, April 14, 2010

许允仁: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zt

许允仁: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

  ——对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的解析

  The Trumen Show是金。凯瑞主演的一部颇具哲理的黑色喜剧,它的中文名不知由谁译成了富有意味的《楚门的世界》。影片用讽刺的手法展示了现代传媒工业如何令人生畏 地操控着人们的生存世界。

  电影的主人公楚门,从呱呱落地开始,30年间始终不知情地生活在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为他精心安排的一个人工世界里。散发着天堂般甜美气息的, 风景如画的海边小镇:西海文,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在这儿,日落日出,电闪雷鸣,潮涨潮落都是通过电脑人工控制的,楚门的亲朋好友,包括路边遇到的 每个行人都是一些演员。

  而导演克里斯多夫则完全掌控着这个楚门的世界,在楚门情窦初开时,为他安排爱情;在楚门试图逃离小镇时,让他“父亲”“淹死”海中,使他产生对 水的恐惧;在他生活太顺利时为他安排一些小小的挫折,在他沮丧绝望时则又给他一些希望。当然,最精心的安排也会出一些偶然的事故,比如,有时候会有一些东 西突然从“天幕”上掉下来,让楚门感到惊异,但这时电视、电台中马上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说是刚才一架飞机失事了。于是,楚门在这个一切都非常合理的完美世 界中生活了30年。

  理解了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和克里斯多夫与楚门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最高领袖与中國人民的关系。楚门是电视制作公司领养的弃婴, 因而,公司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全面安排他的生活,当公司为楚门精心安排一个完美的世界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反而觉得赋予了他一切,但与此 同时,公司则通过收视率的提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同样,黨也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是母亲和孤儿的关系,将自己看作是把人民从政治动乱的苦难长夜中拯救出来的大救星,认为由此就获得了用人民进 行改天换地的社会实验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无疑,黨的领袖和各级干部都在从事这样的社会实验时,获得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但是,仅仅追求贪污、腐败则是黨的干 部的堕落形式,一个真正的極權主义者拥有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鞠躬尽瘁的操控为人民安排一个“楚门的世界”。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克里斯多夫在创造“楚门的世界”时的那种投入和激情,他安排了楚门所遭遇的一切,他校正了楚门对某个女孩的迷恋,为他 安排了理想的妻子,他创造出楚门的爱情和幸福,苦恼和希望,是他的创意赋予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无疑,克里斯多夫的工作会为他带来巨额的收入, 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此并不在意,他完全陶醉在上帝“创世”般的激情之中。理解这种以上帝自诩的致命的自负,是理解一个真正的極權主义者的灵魂的关键。

  当一个極權主义政黨,夺取政权之后,它会依凭什么来从事其构筑“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呢?毛澤東对極權政治所依凭的基础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概 括,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二杆子”。我们知道,宪政民主政治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对权力的边界进行严格的限定,以及通过制度化的投票选举来赢得民 众对其权力的认同上。

  而極權政治则恰恰相反,它相信一种稳定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对权力自身的限制,而是来自于权力的不受约束的扩张;不是来自于作为权力的客体的民众 的认同,(極權主义者相信,一种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础上的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认同是不可能的),而是来自于对民众的全面操控。假如说,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 理念建立在给个人以自由的基础上,那么,極權政治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对个人从行为到思想的严密操控的基础上。

  当一个获得政权的極權统治集团要展开其社会实验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内外二种功能:对内为统治集团成员之间提供一种相互联络的 信号,对外则为被其统治的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一种自称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極權政治中,统治者是通过宣布自己代表一个抽象和神圣的“人民”的方 式,来实施其对所有具体的个人没有任何约束的彻底操控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内容,虽然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但是,其基本构架则万变不离其宗。它宣称,外在地,只有黨和黨的领袖先知般地掌握了社会发 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只有黨才能领导人民走向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论终结的“美丽新世界”;内在地,在黨从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神圣的集体主义的“人民”面 前,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具有原罪的和“低俗的”,他必须通过接受黨的教导来被升华,从而觉悟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之所在。在一个社会中,只有黨的积极分子坚 定地信奉这一極權政治的基本逻辑,而民众则至少在表面上顺从这一逻辑,極權政治的构筑“美丽新世界”的游戏才能进行下去。这一逻辑构成了極權政治的核心理 念和本质特征。

  30多年来,当黨主导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引入了私有制,促成了一个中产階級的生成时,人们曾经相信,宪政民主政治将会自然而然,瓜熟 蒂落般地来临。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祈愿式思维是建立在对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意识信奉的基础上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 既然我们在经济层面上和欧美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在政治上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现在,当中國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成功地构建成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的现代政体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 是政治,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形式,远不是像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是被其经济形式被动地决定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和经济制度相比,它具有更 大的能动性,以及自我复制和自我发展的顽强性。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说,政治哲学归根结蒂是道德哲学的一种延伸,因此,在执政黨的政治哲学没有完成从“人民 民主專政”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向,在整个中國社会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没有真正认清極權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之前,经济的增长非但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制度 上的转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極權权力凭借其掌控的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资源,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在《平庸的專制》一文中,笔者提出了新極權主义的概念,并且描画了它在中國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新極權主 义的理解。新極權主义是一个和后極權主义有所不同的概念,后極權主义是东欧前社會主義国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所提出的概念,它是指“革命的发动机”已经失灵后 的共產黨国家的政治生态。假如说,后極權主义是指共產主义的極權主义的一种衰微的形式的话,那么,新極權主义则是指極權政治找到了某种新的形式,并且获得 了新的能量。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可以说中國社会处在極權主义不断衰微的后極權状态,但是,中共16大之后,新極權主义开始崛起,新極權主义的“新”,是指極 權政治终于探索出自己跟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形式,从而,转守为攻,四面出击来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和拓展权力的边界。

  许多人,包括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被抛弃,以及相对毛澤東时代,统治者变得更为温和,统治手段更富有分寸等现象中,简单地得出了極 權主义在中國正不断衰落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極權主义正在以新的方式崛起,并且变得更为成熟。

  我们说,新極權主义比传统的極權主义更为“成熟”,首先是指它对極權政治的本质有着更深的洞察力,比如它甚至比许多極權政治的反对者都更清醒地 认识到,不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黨对整个社会的不受限制的操控,才是極權政治的本质特征,因此,只要形势需要,它可以毅然放弃计划经济和清一色的公有 制,通过在私营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建立黨组织的新形式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在这一转变中,黨非但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从绝对掌控一个更富活力的经济系统中获得了 更多的资源和能量。

  由于極權主义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巨大了人權灾难,人们往往将極權主义者的终极意向看作是邪恶的。其实,就如哈耶克在他毕生的研究中反复强调的,通 往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極權主义者的真正危险性恰恰在于,它的精神能量来源于对一个至善的乌托邦的竭诚向往。

  因此,極權主义的本质是通过黨的一元化领导来构筑一个具有单一意义的“美丽新世界”。“镇反”和“反右”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 则是他们置放无法被整合到“新世界”中去的人的废料的“历史的垃圾箱”。

  我们之所以说,新極權主义者比传统的共產主义的極權主义者更为成熟,还因为他们放弃了階級斗争和仇恨意识,从而使基于暴力的对人的操控变得更为 精致和有效。传统的極權主义者相信,自己的政治上的敌人是绝对的死敌,因此,对其充满仇恨,并希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新極權主义者则已更自觉地意识到, 所谓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政治目标塑造出来的,目标变了,敌人也就变了。

  因此,对于敌人无须仇恨和从肉体上消灭,只需通过操控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新極權主义者通过反省认识到,本质上不存在人的废料,废料的出现 归根结蒂是由于操控的技术出现了故障。因此,他们织布了一张更加细腻的组织控制的网络,发展出了一套日益精致的基于利诱和威慑的对人的操控技术。现在,他 们即便要抓捕一个人,也不是基于仇恨,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威慑的效果。而在抓捕之前,还会进行组织谈话、威胁解除公职、国安请“喝茶”、传唤、监视居所等柔 性的不断升级的威慑手段,以期以最小的冲突和最低的成本,来改变个体对抗黨的意图的行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中國的新極權主义不仅仅与共產主义的極權主义相比,而且与二战时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的極權主义相比,也显 得更为成熟,这不仅仅同样体现在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的残酷性的下降上,而且还体现在,它不像法西斯主义的極權主义那样,有一种不稳定的无限地向外扩张的征 服意志。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的征服意志主要是向内的,它的主要兴趣和激情体现在致力于构建黨对整个社会,乃至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制 度化的操控上。

  它的终极理想是,将整个中國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变成黨导演下的一部永不停播的连续剧。这部伟大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必须是导演统筹安排 的,是他的创作意图的精准体现。同时,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人民在这部戏剧中演出时,就像电影中的楚门一样,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是被预先设计和安排 好的,而处在一种自由的错觉之中。

  假如说,传统的極權主义者在控制社会时,更多地是运用“枪杆子”的话,那么,身处信息时代的新極權主义者则更多地运用“笔杆子”。当然,“枪杆 子” 始终都是極權权力的终极基础,但是,为了能够有效地营造出人民的自由与欢乐的错觉,最好是将这种硬通货藏在地下仓库里存而不用,或者少用。

  人们的行为源自于内心的信念,而各种信念又来自于个体和外部交往时得到的经验和知识。因此,让一个个体作出我希望的行为,而又不妨碍他内心的自 由感的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种类似催眠的方式,在他的心中植入我希望他拥有的信念。人的知识和信念总是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中逐渐形成的,当一个人 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同一的信息时,这一信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他自己的信念。

  因此,所谓的“笔杆子”就是指这样一种工作,黨控制住社会中个体获取信息的所有渠道,并且以一种筹统的方式,让各种不同的渠道,有条不紊地发出 黨所需要的相互配合的信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这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黨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所有个人的心中植入它希 望人们拥有的一切信念和感觉。假如,这一理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枪杆子完全可以放在仓库里不用,整个極權政治的运作,就像克里斯多夫创造出楚门的所有喜 怒哀乐的感觉一样,黨将上帝般地设计和创化出人民的全部生存体验。

  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大困难在于,就像克里斯多夫的成功在于彻底封闭了楚门的信息获取渠道那样,黨必须完全掌控人们获取信息的所有形式。真 正的艺术效果,只有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中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只要被造者能够获得与导演的意图不一致的信息,那么,他就会产生致命的怀疑,这时,伟大戏 剧的和谐就被破坏了,黨的全能的创造力也就遭到了挫败和削弱。

  记得执政之初胡錦濤先生就有过批示: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要学习北朝鲜。由于在中國存在着对北朝鲜政治经济现状的普遍蔑视,这一指示,不仅仅在自 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宣传系统的官员中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和抵触情绪。这些宣传系统的黨的干部,只是短视地看到中國比北朝鲜富一些就自负起来,没有认识到自 己寄生其中的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更没有深刻领会到这位总导演的忧虑中所包含的真理性。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北朝鲜的总导演完全封闭了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在经济和人權状况都比中國糟糕得多情况下,成功地创造出了人民对领袖的 诚挚热爱和对黨的无限崇敬,(贺卫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位在中國演出的北朝鲜的女演员突然哭了起来,人们忙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念领袖了,她现在呆 的地方离慈夫般的领袖是如此遥远,所以,她感到孤独无依),创造出了人民的深刻的幸福感(北朝鲜的人民深信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以致于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 他们)。

  同样,毛澤東时代的中國人民也感受到了这种深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纹化大革命一爆发,中國在外的留学生纷纷不听劝阻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惟恐错过 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大跃进”后,饿死四千万人的现实,也丝毫没有影响中國人民走在通向共產主义天堂的金光大道上的欢乐感与充实感。所以,就像胡錦濤 所洞察到的那样,只有对意识形态实行封闭式管理,黨才可能像一个伟大的导演那样,不受约束地创造出人民超现实幸福感,创造出人民对生活的激情和崇高的意义 感。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國在意识形态管理上所经历的一切,则正好提供了一个反例,由于人民取得信息的渠道不能被有效地封闭起来,因此,虽然,经济取 得很大的成就,人權状况也有进步,但是,这一切非但没有增加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和对黨的崇敬,相反,使得疏离和怨恨之情日益增长,同时,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认 同感和幸福感,和毛澤東时代相比,也大大地减退了。

  因此,面对这一形势,新極權主义者在执政之日起,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具挑战性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如何在对外交流日益增加和个人获取 信息已变得如此便捷的新条件下,重建黨对整个意识形态的绝对操控力。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通过严格审查和重编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政治和人文学科的教科书;通过严控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主流媒体; 通过花钱大搞主旋律作品;通过收购海外华文媒体发出配合主旋律的和声;通过建立一道又一道的信息防火墙,和一支日益扩大的网评员队伍;通过将极少数顽固的 杂音发出者关进牢里;通过将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学者悄悄地从单位中解聘;通过关闭网站,屏蔽博客,删除网文……在大多数中國人没有感到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 下,许多人原先以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操控意识形态的能力,在新極權主义者看来,也就是创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生存意义的能力。黨运用其日益增强的操控力,在中國社会中导演着一幕又 一幕的戏剧。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通过奢华的开幕式,通过假唱、假焰火,通过人工收集世界各国儿童的天真的笑脸,通过屏蔽结石宝宝的撕心裂肺的 哭声,黨成功地营造出了全国人民在盛世的欢乐感;在2009年的汶川地震中,则通过将黨旗插到震后的废墟上,并强力抑制住遇难学童家长和全社会要求追查豆 腐渣工程的呼声,导演出了人民在黨的领导下多难兴邦和灾区群众对黨感恩戴德的戏剧;而将全国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看作是对黨 国领袖伟大思想的执行和贯彻,则是每天通过新闻联播编导的连续剧。

  信奉馬克思主义的極權主义者,总是喜欢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当我们看到新極權主义者是如此热衷于制造治下的人民的幸福和拥戴的幻觉, 和自己的用权力创造一切的无所不能的幻觉时,不得不说,一个真正的極權主义者是拥有某种“艺术气质”的人。确实,一方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操 控事物的过程中,他冷酷无情,没有任何对属灵的价值的敬畏和顾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唯感觉主义者,他无情地操控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 强力营造他人和自己的某种共通感,这时,他可以完全无视最基本的真实。更准确地说,他像一个真正的导演一样,将一切人和物都看作是等待着由他来赋予意义的 道具,而他则不受任何约束(尤其不受真实的约束)地用这些质料来构筑自己的梦境。

  对黨的导演能力的最大的考验,则是每年“二会”的排演。假如说,在北京奥运和汶川抗震这二幕戏剧中还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因素的话,那么,通过“二 会”的排演,来营造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主人感,则需要一种完全无中生有的超现实的导演力。

  在当下中國,可能没有什么能比“二会”这个现象中,包含更多悖谬和反讽的因素了,也没有什么能比“二会”更好地提示每个中國人,我们已经生活在 一个“楚门的世界”中了。黨当然知道,人不仅仅需要吃饭,而且需要尊严。因此,“二会”的本质就是,黨通过对一个政治仪式的最严密的预先安排,来努力创造 出人民最逼真的自由感和民主感,同时,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在一个完全由它操控的“美丽新世界”中,人民不仅仅自由、幸福地生活着,而且正用民主的方式统 治着这个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充满悖谬的目标所作的安排是:一方面要求每个人在选举代表时,投下“神圣的”一票,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代表的层层指定,最后确保 参加“二会”的代表,完全由黨指派;一方面公开地要求代表在会上畅所欲言,“庄严”地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则私下指令代表赞同黨的提案,并对全体 代表的一言一行,实施最严密的监控;(程晓农在最近的文章 中,对其1980年代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时,黨对“二会”代表实行监控的方式进行了介绍,当时,还是中國在政治上相对最自由的时期,这些年来,监控手段 无疑又有了许多创新。)一方面要设立一些群众关心的议题,来吸引眼球,煽动情绪,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议题的展开和落实,丝毫不能影响黨的形象和利益; 一方面,要通过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网络,热炒这些议题来增加人民的民主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宣部对所有媒体的言论,以及现实中警察和国安对全体人民行为 的更为严密的监控。

  总之,经过这样的精心安排之后,被称作“神圣”和“庄严”的民意就变得不再起任何作用,整个政治运作过程完全处在黨的严密操控之下,绝对排除了 民意的不确定性对它产生的任何干扰。而与此同时,就像克里斯多夫通过精心安排创造出楚门的爱情一样,黨为全国人民精心设计了一个无风险的政治环境,通过在 一个浅水的池子上配置辽阔的“蓝天白云和大海”的假布景,黨让自己的干部和人民安全地享受着在民主的大潮中冲浪的快感。

  但是,最精心的计划也无法杜绝意外。就像楚门的世界中,常常会有杂物从天幕的布景上掉下来一样。在今年“二会”的排演过程中,也出了一些意外。 最早的事故就是,“二会”召开前,出现了一篇13家报社联署的共同社论,呼吁“二会”代表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结果,黨对这一事故进行了紧急处理,共同社论在主要网站上只存在一天就突然“失踪”了,13家报社的负责人受到警告和处分,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则 被敲掉了饭碗。同时,代表们被训戒在会上不许再提户籍改革的议题。

  许多人对黨的这一紧急反应感到有些不解,因为,社论的内容并不包含政治敏感性,社论发表的前几天,黨国总理就说过要改革户籍制度,有些城市事实 上也已进行了某些改革,为什么同样的话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就会被看作是政治事故呢?

  假如我们将黨看作是一个一心要创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导演的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导演关心的是效果,而不是什么真实。同样一句话,在一个戏 剧中,由不同的角色说出,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制度改革,由总理来说,显示了黨对农民的主动的关怀,而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则变成了民众自 发地联合起来向黨施加压力,在共同社论的语境中,黨和政府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二会”本来是黨所精心安排的,在水池里玩的民主冲浪,现在,某些家伙居然当起真来,想要拼命冲击水池的边界,所以,黨不得不对此紧急叫停,就 像克里斯多夫用人造的风浪,阻止楚门冲击他所设置的那个虚幻的世界的边界一样。从对共同社论的处理,可以看出,黨所能容忍的“民主”,必须是一种绝对由它 操控的“民主”, 一心想要打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黨,已经不再能够容忍哪怕一点点由于自发的互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影响黨通过“二会”表演的“民主秀”效果的,还有另外二个小外意。一是李鸿忠抢夺记者的录音笔,训斥她“怎么引导舆论”的事件;另一件事是倪萍 宣称自己不添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其实,谁都知道,李鸿忠的行为体现了黨管媒体,这一目前中國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而倪萍讲的则更是大实话。 这二位代表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他们只是一味按照长期以来黨所要求的“政治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能够细腻地领会到在“二会”这个充满悖谬的特殊场合,应 该如何言行分离地来配合黨导演的戏剧。结果,这二位代表的真实率性的行为,让黨国总理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高调演出顿时沦为笑柄。

  所有想要冲出“楚门的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这二位代表,正是因为他们不愿作秀的率性行为,将黨精心布置的“中國特色民主”的美丽的假背景撕裂 了一道丑陋的口子,让正在看戏的人们觉察到民主表演和它背后的政治真实之间的令人震撼的反差。

  然而,我们有趣地看到,批评这二位代表的汹涌的舆情,对他们的不肯作秀进行了愤怒声讨。这股批评浪潮似乎在说,本来这场的政治演出是非常和谐美 好的,就是因为这二个家伙演技太差,给演砸了,为了让表演继续和谐地进行下去,应该立刻停止他们的表演资格。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倪萍的话极大地伤害了在电视机前享受着民主冲浪的亿万民众的情感,仿佛,倪萍只要将自己的话改为:我认真地行使着人民赋予的 神圣权力,像所有代表一样对每个提案进行着严格的审查……那么,人民的受伤了的感情就会得到治愈,就可以继续快乐地享受着“民主的感觉”。这些批评者似乎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使人民沉醉在一个虚假的“楚门的世界”中的,不是像李鸿忠、倪萍这样演技低劣的人,而恰恰是像黨国总理这样的演技高超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这股批评舆情的表面的含义,由于我们的言论环境如此地不自由,为了避免政治风险,人们只好通过批评某些人演技太差的方式 来暗指整个政治仪式只是在演戏。当一个批评者说:李鸿忠的行为给了溫家寶一记耳光时,它的表面的意思是借溫家寶压李鸿忠,而它的背面的意思则是说李鸿忠戳 穿了溫家寶的“民主谎”。

  同样,发表共同社论的13家报社,并非不知道代表是黨指派的,而且他们的任务只是演戏,并没有什么权力。当社论呼吁代表使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 力” 时,它是故意将假的当作真的,来试探和冲击政府控制的底线。

  当人们试图想要说出某种真实时,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着与黨共同演戏,可能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一现象更好地说明,我们已经如此之深地陷入了一个 “楚门的世界”而难以自拔。记得《红楼梦》中有一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笔者觉得若将其改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倒能颇为贴切地描状出这次“二会”演出中引人深思的悖谬。

  当批评者和抗议者,试图以假装演戏的方式来揭示某种真实时,他们的批评行为也变成了这台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批评让人们感 觉,人民“选举”的这些代表,正在行使着“神圣的最高权力”,只要个别代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变得不那么令观众反感,那么,我们就能顺利地进入一个“情 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和谐的政治世界,他们所试图揭示的那点真实,完全淹没在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配合设置的整个虚假的政治背景之中。相 反,倒是那些想积极配合黨演戏的代表,由于他们作假得太过认真,结果,正是这些想要彻底防范任何意外事故的过于认真严肃的作假行为,撕裂了黨所精心布置的 整个假背景,让观众看到了布景后面的令人惊悚的真实的导演过程。

  哈维尔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对于生活中意义破碎后的荒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指出一个后極權社会中的最深的病态,就是在一只无处不在的权力之 手的操控扭曲下产生的普遍的荒诞。没有什么能够比“二会”的演出过程,更真切地告诉我们,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哪怕是这个世界中那些最热切地想要 追求真实的人,也已无法完全清晰地弄明白,生活中的事物,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只是布景。

  综上所述,我们将这个诞生在信息时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黨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二、它不承认黨的行为须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约束,致力于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黨组织的方式来实现黨的全面统治;

  三、它的统治行为着眼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敌人和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四、它的统治意志主要是向内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扩张的;

  五、它的统治目的是无耻的功利主义和自欺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奇异的混合,它的功利主义体现在统治集团对人民财产的榨取,它的理想主义是通过黨的领 袖的英明指引和黨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将所有人纳入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六、它的意识形态的故事,从解放全人类,建设共產主义,变成了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它将通过警察手段操控人们的外部行为,和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操控人们的内在信念结合起来,并将后者看作是负作用更小,更为理想的统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扩张的希特勒的極權主义,完成了以“闪电战”为象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那样,统治意志向内的它,完成了以“防火墙”为象征的信息控制 技术的创新;

  九、它将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人民的意义世界,看作是自己统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从“二会”演出过程中,真假交错的荒谬处境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極權主义构建“楚门的世界”的伟大理想,正在逐渐的逼近之中。

  当然,假如用很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黨的导演艺术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教科书发出的声音,黨的文件发出的声音,和新闻媒体发出的声 音之间,并不像一支成熟的乐队中,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那么协调,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呈现出来的意义是破碎和断裂的,并且,黨在演出民主戏剧时,留下 太多斧凿的痕迹,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背后的那只操控之手。

  不过,黨正处在勤奋的学习中,它不断地学习着如何使自己的操控手段更加细腻,更加不露痕迹,同时又更加无孔不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挖苦黨 在操控失误时露出的破绽,而是,向自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经过学习,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成熟到这么一种地步,能在几乎没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 下,完成对全体中國人的行为和精神的操纵,甚至还能创造出他们的某种自由和民主的错觉,那么,这么一种生活是否值得我们选择呢?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一种失去自主性的,被操控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一个“楚 门的世界”里,由于一切都是被安排的,所以,“爱情”不再是爱情,“亲情”不再是亲情,工作的“成就”不再是成就,在一个整体虚构的世界中,个体任何本真 的生存价值的实现都变得不再可能。而在一个完全由黨操控,并被其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故事赋予意义的世界中生存,也同样如此。

  所以,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承受哪怕最惨重的代价去追求真实,是生命的本能,是人的高贵性的体现,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遭受真实的迫害,比沉浸在 虚假的幸福中更有价值。

  《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事实上就是表现了楚门竭力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发现自己生活中的虚假,最后,克服重重阻碍冲出那个被操控的世界的过程。 近30年来,中國人民也处在某种类似的处境中,最敏感和倔犟的那些人不断地发现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被一只巨手操控和涂改的痕迹,并一次一次试图冲出这个 “楚门的世界”。

  互联网的出现,使黨不再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自己生存世界的整个意义背景的虚假性和人造性。黨所编导的 戏剧只有在一个信息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才会使人民陶醉,一旦人们大量地接受外来的信息,那么,黨想要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正剧,就会沦为被人嘻笑唾骂的荒诞剧。 因此,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人和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人之间激烈争战的主战场。

  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传统社会中的所有人最后都会演化为二个不同的階級,一个是拥有资本的階級,另一个是被资本雇佣的 階級。

  在笔者看来,随着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精神操控作为核心兴趣的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的深入发展,当黨精心描画的“美丽新世界”的纬幕落下之后,这 时对所有生活在“楚门世界”中的人来说,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都将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从生存价值的本真性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这道信息屏蔽和操控 的“墙幕”将把全体中國人变为二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知道美丽的“蓝天白云”是黨设置的布景的人;另一种则是把布景当作真实的蓝天白云,并将自己的生存 价值建基其上的人。

  也许,许多人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道“蓝天白云”只是一道“墙幕”的人必将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将“二会” 当严肃的政治活动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将其当作一幕戏剧,努力去发现导演破绽的人则越来越多了。

  然而,笔者对自由在中國的扩展,却远远没有这样必胜的信心。确实,工业革命之后,时间推移似乎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 中國从古至今的漫长的政治发生史上,技术的进步(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究竟是更有利于一种極權权力的构建,还是更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扩 展?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作出乐观判断的问题。

  在对整个中國社会,对每个中國人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精神的绝对操控上,几千年来,数百个皇帝中,有哪一个的权力可以和毛澤東相比,古往今来,中國 所有的政治组织的权力,又有哪一个可以和共產黨相比?1910年代热情四射地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新青年”,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们 的孙辈(包括他们自己),都将围绕一个“山大王”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像我们这些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塑成(或重塑)自己价值观的 人,对前30年極權政治带来的伤痛,都曾有过相当深切的感受和反思,但谁又会想到,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这一切就会在下一代的记忆里被轻松地抹去……

  当楚门经过奋力的探寻,终于找到那个巨大的摄影棚的出口时,导演克里斯多夫对他有过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呢?外面的世界同样 充满着欺骗、邪恶和暴力,它有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个一切都安排好的世界里,至少你是安全的……楚门的回答是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跨出了这个一切都由 导演安排好的和谐世界。

  在中國的土地上,时间的流逝,究竟会更有利于自由的生长,还是更有利于極權权力的扩展,全看每一个中國人的内心深处,怎样回答导演的这个劝告。 假如我们的大多数精英,想要导演他人生活的激情,超过了给他人以自由的高贵;假如大多数民众对自由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疑惧,超过了生活被人操控的厌恶; 假如那些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中國人和那些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中國人相比,有着更加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更大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掌控着更多的财富和技 术,那么,是的,我们现在还能够对“二会”演出过程中的破绽,说三道四,冷嘲热讽,但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比如2025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包括我们自 己,将会在一块多网合一的高技术的电视屏幕之前,被那时“二会”代表们更为拙劣的表演,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2010-4-11

  作者:许允仁